新形式的阶级斗争笼罩着苏联

【本刊讯】英《卫报》二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评论，题为《共产党世界：阶级斗争笼罩着俄国》，全文如下：
新形式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正笼罩着苏联。批评苏维埃制度的人经常断言的那种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终于在俄国开始得到承认。
由于这个新阶级能够父传子、子传孙地永远传下去，并把非特权阶级拒之门外，就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紧张，到头来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形。大概是由于担心发生这种情况以及可能随之而产生的政治动荡，苏联领导人才让人们去研究和讨论这种新趋势。
在过去一两年中，苏联报刊上已经有迹象说明新西伯利亚大学的一批社会科学家正在进行这种研究工作。他们不时公布一些研究结果，而这些结果只暗示了他们收集到了大量材料和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他们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结果却没有什么希望将公诸于世。
以研究就业情况为名发表在莫斯科《哲学问题》上的一些材料头一次提供了有关这个新阶级的可靠材料。
这家杂志发表的统计数字中最重要的部分说明，苏联城市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行政管理人员、党的干部和国家官员——家庭可以为他们的后代取得的机会比已经是非特权阶级集团的家庭要大得无法比拟。
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在完成中等教育以前表示希望继续深造，而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如愿以偿了。同最低的经济—社会阶层、农业工人对照起来看是很说明问题的——他们的子女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继续就学，但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如愿以偿。
从对新西伯利亚州（人口两百多万）的情况进行透彻研究得出的这些数字，已使作者担心：由于战后膨胀所造成的今后几年离开学校的人数的大增，也许会更进一步地增加富有阶级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同时减少不那么富裕的家庭的子女的机会。在这背后明显地潜伏着这种担心：特权阶级将变得更有特权，而无权的人可以得到的出头的机会却相应地减少了。
当新西伯利亚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舒布金先生二月份在党的杂志《共产党人》上首先发出警报时，他所能做的只是暗示这个即将出现的威胁的性质。但与此同时，他利用这次机会向国家领导用它所能懂得的那种政治语言发出了这个警告。
《共产党人》是各级党干部的必读物。这些干部所受的教育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要看他们拥有的财产而定，而在生产手段已为国家拥有的苏联，这种差别是“非对抗性的”。
现在舒布金出来警告他们说，“为了对社会实行科学管理，非常重要的是不仅考虑到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考虑到，在各阶级内部还有某些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区别不是取决于生产手段所有制的形式，而是取决于职业、工作资格、教育、收入多少这样一些因素。”
他在《共产党人》上警告他们说，如果不研究社会结构，就不能有顺利的“管理”——他的意思是指“政府”
——而在《哲学问题》上，他现在又勾划出了新阶级和他们之间将来的斗争。
粗略归纳起来，个人之间的新的阶级区别起源于教育程度的不同，新的阶级斗争是富有者和贫穷者在他们子女教育问题上展开的。
强有力的统计材料是：农业工人的子女只有百分之十在离开学校之后希望继续工作，而事实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得不去工作；而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百分之二在离校时希望就业，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不得不就业。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受教育的机会是逐步下降的，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百分之八十二能够继续升学，工业工人、农村知识分子、运输工人的子女的就学比例逐步减少，最后是农业工人的子女有百分之十可以升学。
虽然作者“断然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些统计数字，但是他坚持“有理由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生活道路目前大有不同”。多年以来苏联的国内外宣传就不断重复一个论据说，决定一个儿童的出头机会的，只有才能，企图这样来造成一幅社会安宁的印象。甚至苏联公民、更不用说多数外国人了，整个说来都接受这一论据：这样的出头取决于一个儿童在学校中以及在进一步的学习中的成绩如何。舒布金粉碎了这种过份简单化的提法。
苏联的十年制学校——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被说成是主要的社会平等的机构。但是新西伯利亚的统计材料证明，在一九四七年入学的儿童，只有百分之十三念完了十年。这一代是在大战前夕出生的。在一九五三年入学的战时出生的一代中，有百分之二十受到了中等教育。
作者最后说，原来入学的儿童较多，这就限制了儿童受完中等教育的机会，他警告说，除非及时采取“特别措施”，否则，由于即将到达学龄的儿童增加，受完中等教育的儿童比例将更小。他又说，“应当特别强调”，这“可能引起升入高等教育机关的工农子女比例下降”。他认为这是由于这一社会集团的子女的“不同”背景，背景不同“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
他在一个必须被看作最终是对政治当局提出的警告中说，“不容许”忽视社会因素在决定这些机会方面产生的影响。城市青年的机会“要好得多”。城市的教育水平比乡村高。同时，他表明，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对于儿童前途“有严重影响”。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这句话：“物质”和生活条件“大大”影响了教育机会，事实上，这就是说要看父母有钱还是无钱。差别显著
他最后说，“由于这一切”，修完中学课程的一批学生也就是进入一年级的一批学生，而这批学生同大学生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别“甚至更大”，因为出身工农家庭的子女在入学考试时不那么出色。他是这样来阐述这种两端论的：“鉴于家庭的物质状况、父母教育、居住、地点、教育网的范围、教学水平等各有不同，能力相同而准备水平不同的青年，事实上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
这种唱起来很响亮的老调子在西方经常听到，而在苏联却像遥远的雷声。舒布金已经提出警告：在今后几年，重要的是防止“工农子女、特别是农村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适龄学生增加对大学的压力也增加，而大学的数目仍不变，因此也许会使农村青年的机会“减少”。压力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选民一定会坚持，争取他们支持的党派必须增加大学的数目来满足业已增长的需求。在苏联，由于共产党专权，目前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施加这种压力。
但是《哲学问题》上的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迹象表明存在着这样的压力，随着苏联政治演变的发展，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观点肯定会取代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阐述的过时的社会斗争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情况已经如此。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