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旅行者伊·埃默里夫人：《谈谈中国》（上）

【本刊讯】澳大利亚旅行者伊·埃默里夫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访华回国后发表一篇题为《谈谈中国》的报告，摘要如下：
我愿意向你们谈谈关于两个中国的情况——一个是我们报纸平常告诉我们的那个中国，另一个是我在最近的旅行中所看到的那个中国。
（一）通常别人告诉我们，共产党时代以前的中国人是相当贫困但是很乐天的人民。他们被迫处于无情的独裁者的残酷枷锁之下，他们日夜思念摆脱；可是他们沦为被践踏的群众，他们软弱，害怕，以致无力反抗，把最后获得解放的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美国支持者们的身上。
再没有比这更远离真实的了。可是无论如何，为了要了解今天的中国，你必须了解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中国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无土地的农民；那些有地的农民也无法靠土地维持生活；因而他们出卖劳动力，或者以大得惊人的利息借钱、借粮食或土地。即使这样，他们也难以维持一整年的生活。每年常常有几个月没有工作做。数以百万计的人只得靠求乞为生。广大地区有着许多流行病。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文盲——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不用拿中国人的成就同澳大利亚的成就相比——对我们来说许多事情似乎仍然是难以接受的，例如一年里除了星期日和五至六个公共节日以外，中国工人是没有拿工资的假日的（那些家住在外地的工人例外，他们每年有两星期休假，火车票可以报销）。对我们的工人来说，这似乎是不道德的剥削，而对中国人来说，整年都有工作，六十岁以后可以得到最后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做养老金，所有工人都享受免费医疗，免费住院，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受教育，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合理的工作时间，每一个星期日都是空闲的，这简直是太好了。以前他们根本没有这些——或者空闲时候太多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
不，根本谈不上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政府的问题；他们知道许多情况还会改善；而且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已走对了道路，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是好政府。
当然，对某些中国人来说，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有钱阶级的人走了，部分是出于没有根据的害怕，部分或许走得很有道理；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毫无疑问，在革命期间和以后，有许多人完蛋了，其中大概还有许多无辜的人。另一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不愿屈服于任何干涉行为，所以宁愿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以前的特权阶级中的许多人留下来，或者回来了，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找到了安身之所——其中有民族资本家，极端的例子是最后一位满洲皇帝溥仪。
此外，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的——即使不在最高一级，各个行业中的许多中国人民实际上也是政府的一部分——每个公社的主席和若干社员，每个工厂中的某些工长——他们不仅在管理他们具体的企业方面有发言权，而且在制定更带普遍性的政策方面也有发言权。
西方经常指责中国政府无情地剥削人民和土地，而实际上在中国政府建立以来的十五年期间，在防洪、开运河、挖井方面做的事情大概比以前几百年都做得多，从而使土地更加肥沃，而且植了许多树林。
住房的水平虽然不及澳大利亚乡村住房的水平，但是比欧洲农民的情况相差不了很多。大体上是夫妇两人住房一间，然后每两个孩子增加一间。不论我们到哪里，都看到他们有一架收音机，一辆自行车，通常还有一部缝纫机；通常有一部“非常小”的电视机；相当多的家具、毯子、陶器和一些小家具。
那里有一些小学、托儿所、幼儿园、成人业余学校（也教他们一些技术科目）、诊所、医院及在各村庄巡回的医疗队。
各公社把大约百分之五的收入上交政府；其余部分则作为社员的工资，举一个例：在南方的一个公社，他们给我们举出了下列数字（在整个中国，情况大致也一样）：一九四九年的年平均收入为九十五元，一九六三年为二百九十八元。收入的其余部分归公社，按照决定用于购置新机器、肥料、修建学校、诊所、水坝，添置实验室仪器，添置图书等。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因为它把个人的进取心、想像力、热情和效率用于公社的发展而不是用于个人收益方面。
在中国大多数企业似乎存在类似的制度，即使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属于政府的，像中国国际旅行社、美术工艺社、钢铁厂，它们都是组织精悍而自给自足的企业，它们不是由某些无独立意识的、冷淡的、根本无所用心的当局管理的，而是由人民管理的，他们对这些企业的组织十分熟悉，对它怀有自豪感，并且无限热爱。
（二）我的下一个问题：有谣言说，中国政府实际上已消灭了家庭生活，办法是把丈夫和妻子送到相离很远的单身宿舍中去，准许他们两周会面一次，孩子们被弄走以免受他们父母的影响，并被弄入一所寄宿学校，他们在那里受训以便对他们的家庭进行侦察活动。
随着新中国成立，家庭生活自然也有一些改变，但是这不是由于政府的命令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过去家庭的各种成员住在一起（经常二十多个人）的大杂院现在已不再修建。人们搬进两间屋的住宅，这自然意味着大家庭的分裂。
中国人是人们所能想像的最自豪最仁慈的父母，我们从未听到和看到任何打骂情况。孩子们也是特别好，并且很适合于这种严紧的、群居的社会。当他们自己只有五六岁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担负起照顾较小的儿童的责任，而婴儿和刚学步的孩子接受他们的看管。小娃娃只有在父母亲都工作而且没有祖父母照顾的情况下才送进托儿所——我想这样的孩子在孩子中不到百分之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