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却敌访问南越解放区通讯之八：伪军军官带领全家逃离西贡弃暗投明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三日刊载美《国民前卫》周刊记者贝却敌重访南越解放区的第八篇通讯，题为《访逃离西贡的皇族》，全文如下：
在我第一次访问南越的民族阵线地区时，我会到一批起义军官。在报道中提到他们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新闻记者总希望写得详细准确，把名字、军街、部队番号都讲出来。可是这样一做，就会给他们的家属带来无限困难，因为大部分家属还住在西贡、顺化或西贡控制下的其他区域。因此，我在第二次访问时，就想寻找一位能够由我介绍而不怕有家属受到牵累的人。
我发现阮永库上尉是位理想人物，他的原属部队是驻在西贡的南越总补给处的工兵科。他的姓名和军阶都是真的。阮永是过去顺化皇族的姓氏。他是前皇帝保大的近亲，而在皇族地位大致相等，是保大堂弟。他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奔向解放阵线。至于他为什么不怕家属受到牵累，是由于他成功地将妻子和十三个孩子都带到了解放区。换句话说，从我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十全十美的采访对象。原在吴庭艳军队任中尉
阮永库四十一岁，像貌英俊，古铜色的面孔，显得坚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颈上系着一条丝巾，显然是个城市里的人。初初看他，似乎他没有什么必要理由起义。在后方当一名挺舒服的工兵补给科科长，每天晚上回家同家人团聚，很讲究的家?h，福特汽车，他的孩子们——最大的是二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都挺不错。有什么理由逃跑呢？为什么放弃家庭、汽车、家?h和每月一万七千元（贡纸）的薪津，而来到丛林里，最多能住上一间竹屋，而且根本没有薪水可拿。他是一九五四年参加西贡军队的，正是吴庭艳接管政权不久。
他说：“我参加军队，因为我认为吴庭艳是个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反对封建的、唯命是听的保大政权。可是到了军队不久，军队就显露出它的恐怖统治，我同其他军官又感到厌恶。吴庭艳的勤劳党的特务经常对我们钉梢，监视我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军官是信佛教的；可是吴庭艳和他的勤劳党特务信奉天主教。他们公开歧视佛教徒，而美国人根本不愿为保护佛教徒而动一动手指。因此，吴庭艳作为暴君和美国人走狗的身份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军官兄弟们在勤劳党特务后面，公开谈论这件事。大家的看法是，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南越就将沦陷为美国殖民地，同当年在法国人统治下一样糟糕。阮庆的政治才干等于零
“倒吴政变出现了，我们对此怀有很大希望：可是不久，我们看到同样腐败的人物在最高地位上出现——给法国人、给美国人服务的人都出来了。阮庆登台之后，情况还是一样。我们知道，他作为一个军官，没有军事才干，搞政治，则等于零。到了麦克纳马拉带着他巡行南越各地，并公开称之为‘美国在南越的人’，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明显了。他在军官之中毫无声望，凡是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人都看出来，阮庆不过是吴庭艳的翻版，美国的走狗。
“自从吴庭艳倒台以后，”阮永库说，“我们军官兄弟们甚为苦恼，他们虽是职业军人，对于军队的前途却毫无信心。到了那个时候，军队已经不再是一个坚强的集团，而分成许多派系，不是按照对于国家是否忠诚而分派系，而是按照对每一个人是否能够上台的估计而分派系。这与军事接连失利和解放军实力增强，同时出现。”美国军士大过南越尉官我问到美国和南越军官的关系。
“坏极了，”他答道，“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只要是一个穿制服的美国人，不论军阶高低，总自动地要比任何一个穿制服的南越人为神气，这谁受得了？”他提出许多例子，其中之一是筑桥组的一名南越中尉的事，他的任务是将申请器材的书面转呈上级。阮永库说，“就算他为了建造新桥申请一部打桩机，也必须通过三关，第一关是派到他本组中的美国军士；然后是基地的美军上校；然后是总参谋部。就算申请书有了他的签字，有了美国上校的签字，而没有那名美国军士的签字，也就必遭驳回。事实上，美国军士拥有对南越尉官的否决权。有一次，那名美国军士把中尉的申请书撕成粉碎，一把抛到中尉的脸上。
“这一类事件，每一天、在全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部队中都不断发生。人与人完全是隔离的，不仅是美国人与我们之间如此，就是他们与菲律宾顾问之间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基地的一个部队里有一个美国军官，他有专用厕所，每次用完，都用锁锁好，菲律宾的两名军官都不能使用。”
我问他，他起义过来，有什么必要的私人理由？
“在部队呆上十年之后，我看清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前途。西贡政权本身是腐化的。我有十三个孩子，八个是女儿，最大的二十岁。坦白地说，我很不喜欢美国大（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兵同我们南越女人胡缠，很怕这些行为波及到我自己的女儿身上。我的男孩子们也受到涌入西贡的美国影片和美国杂志的影响。我的思想上，不断耽心害怕。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军官，我感到解放阵线部队走的是正路。我欣赏他们的士气和力量，并且决定，只有他们才能使我的孩子们得到安定前途。”与游击队会面的戏剧性经过
他的逃亡办法很有戏剧性。他同民族解放阵线毫无联系，但是他知道游击队在西贡外面的公路上活动。有一个星期天，他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驾车驶离西贡，希望游击队拦住他。他打算面向游击队说明计划，把七个孩子留下作为保证，然后再回西贡接其他的孩子回来。最后，他来到一家旅馆，附近有刚挖好的战壕。
“我问女老板，谁挖的战壕？她说，‘越共’在昨天晚上来到附近。我很想问她，能否代为接头，又怕她出卖。后来，一个保安队员来买鱼露，又借碗来装。她说没有空碗可借，等保安队员走后，她说，‘就算我有只破碗，也不借给这样的无赖。’我听了，猜出她是个爱国者，于是问她能否向游击队接头。当时，我当然穿的是平常服装。她说，她没有这种联系，不过，如果有游击队偶然路过，可以告诉他们。又过了一阵，她不见了，稍后回来对我说，如果星期二早晨十点钟来，游击队可以给我答复。临走时找不到大儿子
“我驾车回到西贡，星期二又回到原地。那老太太把我领到一个十字路口，告诉我车子应该走那条路。过了五百码，有人把车子截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同游击队见面。我说明计划以后，他们马上同意，问道，‘什么时候呢？’我说，‘今天晚上。’因为若再耽搁，一切都垮了。他们答应了。我回到西贡，当天晚上，我把一家人都挤在车里。可是大儿子始终不见。他到一个朋友家准备大学考试去了。
“我面对着可怕的决定。等到明天吧，整个计划会被发现，而且也就不能践约。我下了决心，为了其他十二个孩子，牺牲这一个。不再等他，就出发了。直到出了西贡之后，我才告诉妻子到哪里去。她最初很发愁，可是与游击队接触之后，她的恐惧消除了。她早就同我一样，为全家的未来而担心。我对于解放阵线干部也有些顾虑，怕他们看不起，当成‘从前的傀儡’。可是从开始接触，双方就建立了很好的气氛，后来就愈来愈好了。
“我很害怕大儿子受苦，但事实上，我的兄弟军官照料他，为我的行动而恭喜他，到了时机到来的时候，而且送他上路来找我们。所以，我们的全家都重聚而安全了。我们现在可以保证，孩子们会有健康的前途。”
他给我介绍了他的三个女儿；柑，二十岁；橙，十六岁；菊，十五岁，个个都是笑容满面，表现出对于爸爸的决定非常高兴。（文内小题是《大公报》原有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