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仁宗愚民术成为他的第二要务。
（一）背向祖宗，儒学称霸。
1、宋仁宗的前祖前师。
（1）宋太祖继承周世宗治国理念，是慢待孔儒的。当时孔家子弟的特权多被社会现实搁置。只要有利于当时统一，有利于治国的东西，不管是不是儒家都用。孔子四十四代孙请太祖恩赐个官职，太祖只封他曲阜县的一个主簿。
（2）宋太宗主体说，还是沿用太祖的路数，开始用起文臣执政，儒学随着有兴。但是，太宗主要还是执掌赏罚来加强中央统治。且起用大臣多来自下层官吏，说儒生是迂腐因循之人，只给俸禄，而不予差遣。总之，那是要儒生，治国官僚主要不是靠直接用儒生。太宗封孔子四十四代孙为文宣公，还恢复其免税权。
（3）真宗开始较大的转变。重儒读经，文宣公又被加封为世袭制，且当了曲阜县令。一00 八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又到孔庙行礼，大加赏赐孔子家族。后让国子监校注《周礼》、《仪礼》，完成九经《疏义》；之后真宗又亲自写了一些文章，宣传孔子，出版经书，孔子成为“人伦之表”，儒学成为当朝的主导思想。儒学成为科举考试重要内容。崇孔基本确立。宋真宗用儒学加科举考试取官，考试的内容着重儒学。王安石的万言书中指出，学中所教，都是章句之学，课试之文，完全不合“天下国家之用”，“博通强学”，“白首于庠序”一旦从政：茫然不知其方”。
当时科举考试，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只重视文字形式方面明经科考试帖经、墨义，死背词句。出题某经的上名，答写下句，出题某经的一句，要答这句的注疏。不考经义、论、策。上述学与科举，哪里有一点治国的味道。这样的科举却被今天的一些人吹上天了。
就是用这一套考取官员，并且是大官员， 一下子把中国的英才人群，全装进儒学的大框子中，中国的英才人群，较快的开始被集束奴顺了。一个精英人群，如果都被这样的儒学与科举俘虏住了，他们都去研经读古，追求坐官，其它的各行各业无人投入与问津，必然要逐渐荒废。
2、宋仁宗更更独衷儒家，把儒家推向国家的霸主地位。
如果说真宗只是确立儒学作为治国重要内容的话，那么仁宗就继续向前推进，把儒学推向治国方略的霸主地位了。
（1）儒学霸皇帝。
宋仁宗从小读书、教育内容，几乎就是儒学。他学的、知道的的东西，除了儒学，别的东西极少。他十三岁坐了皇帝，之后仍然是只有儒学老师授课。其一是，他的知识、智力结构就是儒学，太单一了。其二，他的知识之师，政治理念之师，道德行为规范之师，等等一切都是儒师。单纯的儒师必然培养一个儒生皇帝。
（2）特酷爱儒生之官。他在位的五个宰相，都是儒生。其它大官也特别重视儒生。官员结构太单一。一个儒生皇帝，领着一君儒生之官了啊。
（3)比较广办儒校。仁宗说“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各州县大立学校，教授儒学。本来办教育是好事，但只学儒学，就不一定是最好了啊。当时军事武学、法律学、医学，还有其它的各种科学及技术之专长，却没有校与学。官家与社会的中、上层人们，少有人理会，轻蔑之矣。
(4)问题与后果。儒霸治国，治国策略太单一，太畸形。那必然是功能不全的。
其一，一百八十度背太祖、太宗。要知道大宋是太祖、太宗创立的。那是一个国家政权系统，那不只是个儒学问题。这必然引发国家震动；新国策，与原国情是不能适应的。如，太祖征战，宋军几乎天下无敌；而真宗、仁宗抗辽、抗西夏，无敌之宋军变成了羊群。强大之宋朝成了豆腐渣。
其二，真宗、仁宗大搞的儒学，特别是仁宗是偏斜了的畸形儒学。从治国来说，儒家是个大的完整系统，那不是一个仁字，极度突出仁，其它方面忽视、削弱了，儒学治国本来就偏了，再以仁治国，那是偏上加偏。这是什么君臣共治呀？
其三，在国平民安时，以儒对儒，还勉强对付，以儒对其它，像法治；以儒对强盗、以儒对侵略者等，就不行了。法治的理念与功能，不可无，儒家不能代替。以仁对待侵略者，无异于自钻虎口。
其四，这里说的儒家，还只是宋之前的儒学。真宗、仁宗重儒家，进一步推动了儒学为封建制度服务方面的发展。当朝二程（頣、顥）就极度兴起，后来又有朱熹兴起，儒学更进一步又系统化更理论化，走向畸形的封建思想文化化。其不但影响了宋朝，还影响了中国后来各个朝代的发展。
(5)儒学某些因素有用，不等于过度的封建儒学体系好。
儒学作为政治、思想、文化元素，好多内容是长久有用的。它组成了封建文化系统，其进步作用，到了宋朝前期，应该是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向后，好多东西是变性、变形、极端化之变。其在中国延续的越久，异性化越走向全面、系统化了。其对中国的负面作用就越大。真宗、仁宗极度兴儒，不光是害在当朝，后来儒家的负面影响，他俩也当负重要责任。
也应该承认，儒学对中国后来把人们划分的等级更森严，又礼仪如法，且各种规矩具体细化而严密，如同电网；其对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的大部分人们，特别是普通民众，束缚与奴化，比起明、清朝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的。不过，但从其把精英人群缚紧又奴化了这一点，就可想到，这样的国家、民族会有大好前途吗？中国的实践也证明没有！这一切宋朝都是因，后来而是果。
（二）背离太祖太宗，重新大兴宗教。
后周的世宗皇帝，重力抑压限制佛教，慢待道教，那是削弱宗教，不靠那东西来愚弄奴化民众。太祖统一后，南方佛教很重，为了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采取保护佛教政策。曾修过几座庙宇。全国统一时共有僧徒六万八千人。真宗时达到四十万，加尼姑六万。真宗是道教狂热的鼓吹者，并和道士们造神话，说玉帝传告，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真宗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在东京修玉清昭应宫，五千两黄金铸造玉帝像，五千两黄金造真宗像。确立儒、佛、道思想统治。
仁宗全部接过真宗用儒、道、佛愚弄奴化民众，不同的是他更突出儒，更更突出儒中之仁。他的仁，主要不是对民众，是对上层人群。对下层民众仁义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仁对民众主要是愚与奴，特别重视用官员之力，真牙治民众与奴化、愚弄民众于一体。他们自以为，于此这般，赵家天下便莫能易也。
三、官本位导向根深蒂固。
官者，国家、社会的管理者也。官才不是单纯的工匠之才；官才不是单纯的艺术家之才；官才不是诗歌等文学家之才；官才不是单纯的某一方面科学技术最高才；官才不是单纯的法学、律师之才；官才不是任何一个方面的偏才。甚至，单靠哲学也不能治国。马克思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些，也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治社会主义之国没有这肯定是斜邪，光有灵魂肯定 还不够。
官亦管也，要统筹全局，协调各局部为一整体；要统民心，聚人气，人品人行正又直，通才重于高精尖；能说会作韵逻辑。离开实践难良才，假恶丑贪魔鬼躯……。
官权不是宝葫芦，成了宝葫芦，必压万业都憋屈。官位不是标尺，成了标尺，会逼百行走凋蔽……
(一)废优走斜取官员。
以前说过，这里只点大要。太祖太宗是多路选官，大文官、重要官，着重来于实践，从下层官员选取；重要武将，着重起于步伍；严科举，精取优良才俊；重奖罚恶劣，不乱官纲官纪等。实践证明，这种选官、用官、管理官员制度，在当时总体说是好的。
真宗，特别是仁宗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了，也可以说仁宗是个官本位的大推手。
（二）失常的科举取官制度。
1、除了皇家荫官，不科举不取官，不科班不大官、高官。废弃其它的取官制度，特别是相当程度的废实践出官的途径。书生一得重就是大官重任。仁宗期间共任五个宰相，都是考场科举选的人才。说他们不是人才，个个偏才出众；说他们是治国的好官员之才，没有一个真正能行。当然，这与当时的皇家有关。既然如此，那么就会当“官家”的英明之君与群臣共治在哪里？
2、变质变味的考试内容。考官以诗词水平取官。诗词本身要求对仗、对偶、压韵等，成规成矩死板严禁。从思维方法来说，官要求逻辑思维更强，诗词要求形象思维 更强；从行为养成习惯来说，官员要求重规矩，也重灵活；诗词是僵规死矩，不许变通。所以，诗才绝不是官才，诗才极佳者，极少有好官者。曹操、以及当代的MAO有好诗，他们都是实践中造就出来的全面人才。相反，曹植、李煜、李白、杜甫类人才都难为好官，更难为好皇帝。
（1）考试太专注儒学内容。那时，儒学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落伍，内容偏狹，规矩僵死，礼仪繁琐，等级森严，程序苛刻，框人作偶，奴人缚索。儒学组成系统加于人，把人变成不同等级的奴才和奴隶。
这种人才之所以能当官，一靠传圣旨那一套。圣旨一唸，你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二靠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的官下的令，下级必须服从。三靠，没法干的事就糊弄，一级一级糊弄到皇帝老子。被人糊弄死了，他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2）官权成为宝葫芦。官成为才俊人们的最高追求。宋朝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什么？官也，升官发财也。官权成为社会上人们的最高级的宝葫芦。把社会上的才俊人们都死死的捆绑在官字上。官与权既是社会所有人的最高追求，又是人们的最高崇拜。官成了宝葫芦，官又是紧箍咒。社会上的人们，离了官权也真的干不了什么事，特别是大一点的事。
（3）官成为量人的一把尺子。官把其它各种事业逼成了雕虫小技、无商不奸、下九流、军汉武夫，走狗奴才，小喽啰农夫，女人、娼妓等等。
官太吃香了，争官抢官买官贿赂官，升官要官送官封官奖官。如是官儿满天下。多套官、闲官、安乐官，不干事的官。宋朝到太宗时已经是不干事的官比干事的官多。
宋太祖干了一件很不好的事，他晚年搞了一些安乐官。即他当皇帝期间一共考了十五场，都参于考试而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召“特恩特赐本科出身”，后来成制度了。那些“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已难专”的学子也能当官了。崇官拜官的官迷们，谁还去干其它的商业（官商除外）工之业企之业的事情啊！荒废、半荒废了其它各行各业；这是官本位的一大罪过。
四、宋仁宗时期，官员苟且保守懒政，奢侈腐败无能。
周世宗、宋太祖，甚至宋太宗时期，在当时还应该都算是，看军队，精兵强将无敌手；说政府，效能颇高的，比后来，也算是比较小的政府。却能统一全国扫除群雄。到了真宗时代有些变了，到了仁宗时代，一面是外表经济很繁荣；一边政府内里是，苟且保守腐败无能。
（一）庞大军队老懒散。
太祖时期，全国禁军共有十九万三千人，能统一全国。真宗时全国禁军四十三万两千人。仁宗时期，禁军多时共有八十二万六千人还有地方厢兵四十三万三千人；全国军队总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耗宋朝财政十之七、八。对一个连封建国家都还没建立、或刚建立封建国家的西夏与辽之入侵，只有赔款，不能有效抗击。庞大腐朽、御外卫国几乎无用的军队，只作真牙民众的工具，成为社会的一个大寄生虫。
（二）官僚机构庞大。
全国统一时，各被打败国家的地区都是旧官加新官，机构已经不算小的了。
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000年，宋真宗亲自科举考试，一次共取一千八百多人。仁宗十三次科举取九千多人。除了科举，还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可以授官。到了仁宗清平共治时代，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中便有官坐。一0四七年，一年皇族宗室就授官一千多人。灾荒年地主开仓放粮按出粮多少授官。出钱也能授官。仁宗时老包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员总数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属官一万七千三百余员。等候缺的官员大概三有一，计万有余”。各官府还有不受禄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以收贿以补无奉禄。还有三班院，初不到三百人，真宗四千二百人，仁宗时一万一千多人。地方州县衙官员十倍于初。
入了官就终生受禄。太祖篡权后，为了收买官员，只要不造反就不杀大臣。官员犯法犯罪只多充军，奉禄照发；重犯远充军（海南），轻犯近充军。后来在被统一的国家，为了收买官员，对那里原来的官员，也实行此政策。再后来成为长时间、多皇帝不改的祖传之制度。一个人只要是官了，入了官了就终身受奉禄。这成了仁宗的“仁之宝贝”，对官员更放任无度。庞大的官僚机器，一切因循守旧，不思进出，有功反而可能成险，无功守成最美好。官员一举一动怕招人非议；官员们互相庇护。传说中的包公，在这一方面稍好一点儿，就成为天下奇官，被百姓传颂。他故事中的事儿，好多是后来百姓的愿望。
受贿成为公开、半公开的官员之事。朝廷不受禄的官员收贿不算。由于对官员放纵，真宗时就有官员公开敲诈，奢靡腐败。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夜醉饮。扬言，当年读书吃苦，就是为了作官享福。这当是当时的通行价值观。张掞向宰相行贿，得三司副使之官。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王钦若知贡举，考生把三百五十两贿银写在纸上送其妻李氏。权官贿赂成风穷奢极欲。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到苏州“穷彻昼夜，歌舞娱游”，把饥民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饿死甚多。他到其它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传“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知州）每天晏饮要杀猪、羊各十头，燃烧三百。无奉禄的那种官员，更是无所不作，强买强卖，有的反而易富。……可以说庞大的官僚机构腐烂极矣。
（还有之三待发）
【文/闵子彥，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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