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指引和实践示范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人民是理论和实践的主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坚持人民至上就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和坚定的立场。回顾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不管是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总是积极主动、一贯自觉地组织党的理论成果大众化普及、通俗化传播，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使广大干部群众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更好地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力量、实践的指导作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走过一百年的大党之所以风华正茂，离不开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的伟大引领。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率先倡导和积极开辟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的开辟者。自从我们党成立以后，他就高度重视用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干部群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应当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这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想自觉。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和要求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在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十分明确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这次会议为开端，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体现出坚定的理论自信、实践自觉。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一重要论断和历史结论鲜明而深刻，以后成为我们党的根本遵循。可以说，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加强理论创新、理论武装，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成果为大众所普遍掌握和广泛运用，是毛泽东思想中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直同行并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引领、示范和亲手推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党的理论武装的性质、任务、要求、对象、内容、方式、机制、手段等都作出了大量富有创建性的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主动、满腔热情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推进党内外广泛的宣传教育，以在党内彻底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经验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坚决反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
第一，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宣传工作，致力于理论掌握群众。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极其鲜明地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普及到乡乡、村村范围广泛的政治宣传，如同农民都上过政治学校一样，毛泽东高度肯定和赞赏共产党以及农民协会的这些实际功绩，鼓励更多的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负责人都这样去做向群众普及的基层政治宣传。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他突出强调了宣传任务之于红军总任务的重要先行意义：“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毛泽东非常重视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党的宣传工作，很早就把宣传工作放到了显著的位置和重要的地位，充分肯定其作用和功能，积极鼓励广泛而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让理论走进群众、走进群众心里。
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武装群众、教育工农，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重大现实课题。我们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首先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毛泽东深知这是一项基础性强、意义重大的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理论武装群众的问题，强调指出：“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他突出了“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的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注重全党学习，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就收录了两篇直接以“学习”为题的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用比较的方法专门讲到干部思想教育的首要性：“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突出强调了干部、干部教育、干部思想教育。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长期的、一贯的，始终不渝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一直到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文稿时还专门加写了一段文字：“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从而，揭示了思想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的作用和功能，并以此再三叮嘱全党。为了确保理论宣传教育的实施和落实，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对象。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结论》中强调：“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毛泽东也尤其关注青年学生：“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有了进一步大众化的更强思想基础和更广人群覆盖。
第二，毛泽东特别重视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调要看对象。在强调对大众、全体进行普及教育的同时，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强调对象，突出强调宣传要看对象，要有切合实际的内容和形式，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对象化和分众、分层的重要命题。早在1933年6月，毛泽东专门写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在文中亲自教授办法：“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他举例说，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组织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由此提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分对象”这个十分紧迫而重要的现实问题。他为此打比喻并反问道：“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所谓“看对象”，就是在宣传教育中针对不同群体作出的不同对策安排。在《反对党八股》中他直接引用了俗话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见解精辟，十分贴近民心，让人一听就明了。
第三，毛泽东特别重视通俗教育，并作出示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通俗化，大众化是目的，而通俗化是手段，宣传教育中通俗化必不可少。毛泽东与艾思奇是老朋友，经常交流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高度评价和赞赏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地位和创造性贡献。1937年，他给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交流自己学习《哲学与生活》的体会：“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继续把大众化与通俗化紧密结合起来，一如既往地强调大众化的目的和通俗化的手段、方法，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上了新的台阶。他教导理论大众化中的具体方法，倡导公开讨论，进行宣传引导。如对待“共产”这个重大敏感问题，他指出：“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
宣传教育中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述的形象、生动、具体、有趣，毛泽东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光辉榜样，他经常在大会上演讲、集会中演说，受到听众的欢迎和好评。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用开店进货来比喻这种“本领恐慌”：就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十分形象，贴切、易懂，发人深思。他还对“有的放矢”的实事求是态度作过通俗化表述，也十分的形象：“‘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并加以归纳总结：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既用批评的办法，又用表扬的办法，来推动党内开展通俗化宣传教育氛围的营造。1942年2月8日，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就尖锐批评道：“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1951年3月27日，他给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写信，肯定了《〈实践论〉解说》第一、二部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个“极好”是对通俗化宣传不可或缺作用的高度肯定。并提出了希望：“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12月19日，讲到努力改造思想，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一文中指出了一种现象：“对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协常委他只爱国，不愿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于是，他打了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努力方向和改进工作方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
二、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善于运用多种方式和各种方法，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营造浓厚的学习宣传教育氛围。写作、办报、办学是我们党在宣传教育中的常用方法和有效手段，毛泽东特别重视报纸和各级各类学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倾心指导、亲自写作，具体组织办报、办学，成效十分显著。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经常采用的写作、办报、办学等三种科学方法和主要手段，可以概括为“一写两办”。
一是写作。毛泽东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用两种武器作战和斗争的先锋，特别善于运用笔杆子，特别善于发挥思想武器的作用和语言文字的力量。他是写文章的高手，也是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传播思想的典范。他不仅亲自写、亲自改，还直接征求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内同志意见。写出来后去讲，去作报告、作演讲，进行广泛传播。
从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八卷本《毛泽东文集》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和思想理论传播，不但自己写稿、亲自演说，而且带领着做、带头去实践。他经常自己拟定讲课、报告的提纲，经常发表讲话，直接进行生动的思想动员、宣传发动。为此，他日以继夜，勤奋写作，撰写了大量文稿，还发表讲话、谈话，为马克思主义宣传指明正确方向、提出可行办法。在陕北窑洞里，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光芒的哲学名篇。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月刊创刊于延安，这是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刊物，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该刊以“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宗旨。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重大论断，就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来的。在延安的十多年间，毛泽东写得更多、阐述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延安时期写作的文章占到一半以上。通过写信，毛泽东与文艺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既论文艺创作，又谈文艺理论。正是在那个时期，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成为全党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他还特别注重向国外、外国人进行宣传。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就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第一个要求就是“收到此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在战争年代，他倡导用口号、标语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常常亲自拟制。他倡导运用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各种手段，要求出版发行党内文献，编写课本教材，还亲自为之作序，直接向党内同志荐书荐文。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上他推荐了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的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使干部群众获得精神文化营养、提高思想理论素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自己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传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写出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名著，供党内外学习、传播。特别是1956年，他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光辉文献《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具有高度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哲学著作。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可以说，在这方面毛泽东一生中一贯是我们党的光辉典范。
二是办报。报纸是一种能广泛传播又十分便捷的大众传播工具和方式，传播规模大、受众多，时效性又比较强。毛泽东亲自动员、精心组织办报，经常对办报人员发表讲话、作出指示，自己撰写发刊词、发表文章，不仅办报，还评报，促进办报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建党前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报纸，并亲自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青年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杂志宗旨定位为“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在起草《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毛泽东专门讲到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的急切性：“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还列出很多的教育方法：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可见他对报纸这一传播媒介的高度重视。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坚定地说，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到了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更加注重用共产主义武装人民群众，其中有一个常用手段就是创办报纸。他认为“报纸这个东西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可以宣传党的口号，可以宣传党的主张。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就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何凯丰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有批评，而当有了成绩他就肯定和表扬：“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以大量的篇幅具体生动地阐述了全党办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毛泽东不仅是全党办党报党刊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党报党刊的辛勤耕耘者，亲自动手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评论、述评和发言人谈话，以及访问记、消息、题词、编者按语等。1945年9月14日，他与周恩来一起发出指示：“尽快派人到上海等地办报”，“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直接部署宣传机关的设立、宣传工具的设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新华日报》牢牢占据了国统区舆论制高点，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新华日报》所起的作用，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他曾先后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他对负责办报的同志提出明确要求：“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除了经常对如何办报作出指示，毛泽东还经常亲自为党报撰写各类稿件，阐明观点、表达思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导、鼓励和直接带动下，全面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形成了自上而下办报的喜人局面。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写了一封信，指出“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为此，他要求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进一步管好报纸：“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意见具体而中肯。他同时发出号召，要求党内同志多写文章，报纸上多登思想理论文章。
三是办学。学校是经常性教育机构，各级各类学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阵地，也是开展文化教育必不可少的场所。毛泽东不仅亲自予以大力倡导，积极推动办学，还经常亲自去学校讲演讲学，指明政治方向，教授思想方法，引导理论教育，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可见，毛泽东讲学习、讲理论学习，是全党的，是有广泛群众性的。时隔一个月，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作出了总结：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种类多，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灵活，可以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理论，教育出来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毛泽东曾经在全会上说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后来他又说，六中全会以后中央除发起生产运动外，还发起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以后全党的理论学习达到了新高。党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在毛泽东引领和指导下，延安涌现出许多学哲学小组，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成立。1943年8月8日，他出席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发表重要讲话，直接指出了办党校的目的：“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再一次强调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极端重要性，从此党校也就成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强大阵地。毛泽东对延安办学内容和学风也提出规定，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讲话中就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三、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意蕴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动而具体的过程以及一系列论述，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真理意义、人民情怀、战略眼光等价值意蕴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科学结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建党以来毛泽东就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只有被人民群众所彻底掌握，才能充分发挥对社会变革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937年，在由八路军军政出版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文中，毛泽东加以深入阐发：“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提出“全党要提倡想问题”，发挥“思想器官”的功能和作用。事实上，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各种“左”倾、右倾思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斗争的工具所发挥的应有作用，才使得中国革命能够在曲折中奋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是在同它作坚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毛泽东早就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武器作用，强调真理的实践意义以及武器的斗争功能和斗争价值，所以，共产党人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起来，不断增强思想理论素养，掌握斗争本领，提高斗争能力。
二是真理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真理才能战胜敌人，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成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置于真理的崇高地位，坚定理想信仰，坚持用真理武器开展斗争、赢得胜利，而理论武装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实践真理。毛泽东曾经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提供科学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可行的方法。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了光辉著作《实践论》，深刻指出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被科学实践所证实，社会科学理论是被斗争实践所证实，同样都是科学和真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63年5月，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表明了他对正确思想真理意义新的认识：“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他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大众化、分众化、通俗化的思想理论教育，始终高度重视发挥真理力量、开展思想斗争，自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思潮特别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持不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不畏惧斗争，因为毛泽东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1941年5月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鲜明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引导，指明正确思想政治方向，而且在行动上率先垂范、做出表率，进行实践推动，使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自学和经常参加宣传教育活动，拥有强大的思想武装、践行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是人民情怀。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和基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的价值、人民的价值实现，才能最终实现革命的成功和取得建设的成就。可以说，来自人民、走进人民，是毛泽东的时代风采和魅力所在，更是毛泽东思想的时代风采和魅力所在，也是中国革命事业最终获得胜利的制胜法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是人民，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实践理论，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坚守。为了实现理论武装的价值依归。1963年5月，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专门加了一段文字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就是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艺是理论为人民群众易于掌握的最为通俗化的教育方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第三个问题讲到文艺：“秧歌是一项，还有春联、歌曲、年画。”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党就采用什么，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等这些文艺样式寓教于乐，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毛泽东予以直接倡导，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入心入脑，充分展现了作为领袖的人民情怀。
四是战略眼光。马克思主义有着远见卓识、战略眼光，毛泽东说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进行科学的预见。他更为明确地说：“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既昭示一种理想境界、真理价值，又指导眼前的现实、生动的实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就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只有坚持战略思维、树立远大目标，才能把理想一点点、一步步地变为现实。毛泽东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的长远意义，赋予理论武装巨大的战略价值。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文中说，“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毛泽东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来打比喻：“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只有看得远、看得细，才能看得清，要有战略的眼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指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改造世界，是共产党人的现实目的，更是战略目标。在文章最后毛泽东激情洋溢地写道：“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为使马克思主义发挥思想武器和装备的应有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所具有的真理意义、人民情怀、战略眼光等理论武装思想价值，毛泽东力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通俗化传播，努力让党内外更多同志更好地学习、领会、运用，并在实践中自觉发挥理论应有的对现实的生动指导作用。
四、毛泽东光辉思想继续为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提供正确方向和科学指引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思想为党领航，意识形态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意识形态成为“定盘星”“指南针”。在一百多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创新党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发展党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理论为党武装，在制度化建设中组织开展党的理论学习传播、宣传教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上的大众化。回顾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引领作用和奠基地位十分明显、非常突出，具有开创性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推进，奠定了革命、建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基础，不仅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群众，对革命、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实践推动。可以说，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和示范，才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并自觉地运用这一斗争武器开展革命和建设实践，在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经验，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起来，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更是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员思想武装起来；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人民、以文化人，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让党的创新理论焕发出真理的光芒和实践的伟力。认真回顾党的历史进程，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思想继续为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提供正确方向和科学指引。
缅怀毛泽东卓越功勋，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创性、奠基性历史贡献。2020年1月19日，习近平同志来到云南腾冲和顺古镇艾思奇纪念馆，详细了解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的贡献，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总结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分析、总结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创造的宝贵经验，我们充分认识到，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以贯之、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继续为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思想指引，继续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提供积极借鉴。进一步深入学习、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党的理论武装的伟大倡导和实践引领，我们要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荣传统、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鲜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武装和科学的理论指引。
（作者简介：陈颖，南京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黄正平，南通大学新时代理论武装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3-20 1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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