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刚：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守望
在文化惠民方面，现在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中央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搞文化产业赚钱，其实大谬不然，本末倒置。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应该是突出核心文化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真善美，摈弃假丑恶，然后才是搞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孔子为什么会把泰伯推崇为“至德”——德的最高境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让”，不是小让，而是王位、王权、王名、王利之让，属天下之大让。“让”的美德，在吴地民间由此生根。试举两例：唐文治，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家，晚年他应学生高阳之请，担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十年间分文不取。无锡的南长街有民宅叫“张氏嘉乐堂”，其第三进两层楼房内缩一米，让给公用弄堂，在墙角上嵌石刻文：“此弄由张姓祖基让三尺余，呈县建设局备案。民国十九年冬张嘉乐堂立。”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这两个“让”，远承泰伯“至德”之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见“利让”是德文化的内涵之一。
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张思德、白求恩是延安时期的道德榜样，雷锋、焦裕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榜样，那么，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榜样又在哪里？新的时代在呼唤着具有时代精神的道德榜样。
近日，看到一条消息，说山东筹谋把曲阜设为“文化特区”，由山东大学儒学院牵头，锐意打造中国文化的“耶路撒冷”。以复兴儒学为特征的国学热，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为什么？德国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中写道：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
人类的轴心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这是国学热兴起的缘由。我们讨论市场经济社会的德文化建设，也是这个缘由。德，是先秦诸子的核心概念，由此衍生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很难想象，没有了德，人类社会还会是文明的吗？德，内源于心，外化为礼。内源于心，即是性本善，孟子有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不断充实扩大“四端”就能安定天下，否则就连父母都难以奉养。外化为礼，即人的品行，以礼治国即可以德感人、以德服人，兹为德政。
人们也许会说，市场经济社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社会，靠性本善的道德自律是不靠谱的，必须实行法治。这话没错，资本的本性与性本恶说确实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西方资本社会的法治体制，与西方文明中的原罪说——性本恶，又有深刻的渊源关系。但近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法治不能保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融资本家没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德性。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成文法国家，法制建设历代都很重视，从出土的先秦文物到大清律，都说明中国不是无法无天的国家。清代严格实施官吏异地任职制，唐文治任职商部时手订商律131条，规定商部官吏不得自营商业，以图自私。但孟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徒法不能以自行。”法治，如果没有“治”，“法”就变成一纸空文，而“治”则需要有人去执法。所以，人是一切因素的关键。以食品安全为例，半个世纪以来，内地供港澳食品的安全率达99.999%，出口食品合格率也达99.8%；但我们却遭遇着苏丹红咸蛋、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等等，陷入了易粪相食的不堪境地。都是祖国内地生产的食品，处在同一法律管理之下，没有“一国两制”之说，供港澳的如此安全，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是法治与德政合力下的效果，供港澳食品的安全保障是中央政府对香港人民的德化性质的政治任务，而不仅仅是商品贸易、市场经济。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德政。记得有文献记载，民国时期的面粉大王，无锡德高望重的荣宗敬先生，每天的早餐是一碗面疙瘩，原料取自自家企业生产的面粉，亲口检查每天生产的面粉质量。三鹿集团董事长会像荣宗敬先生一样，把自家生产线上的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给孙儿孙女喝吗？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对我们的政德、官德、商德的极大讽刺，也再次验证了“徒法不能以自行”。
法与德是相辅相成，而且是互动的。法是道德的底线，以遏制有害行为；德所倡导的领域是无限的，正如将德比喻为水，上善若水，润物无声。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订刑法，取消了亵渎圣物罪、通奸罪、行乞罪、流浪罪、自我堕胎罪，增加了拒绝给予救助罪、放弃抵抗灾害罪。英国也有拒绝给予救助罪，1998年初有个逃脱绑架的人，在严寒中赤身跑到公路上求救，一连驶过的四辆车都没有进行救助，以致冻死，根据公路监视获悉的车辆号码，法庭判车主有罪。行善入法，就是法与德的互动。醉驾入刑法，也是一例。由此可见，法与德都是与时俱进的。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市场经济社会的德文化建设，刻不容缓。“进德修业”，“厚德载物”，“有容德乃大”，这一系列古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我们提出的德文化建设不是回到先秦时期的原儒那里去，立孔子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德”资源，树立义利并举、德才兼备的道德榜样，构建具有市场经济时代特征的德文化。
网编：客卿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孔子为什么会把泰伯推崇为“至德”——德的最高境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让”，不是小让，而是王位、王权、王名、王利之让，属天下之大让。“让”的美德，在吴地民间由此生根。试举两例：唐文治，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家，晚年他应学生高阳之请，担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十年间分文不取。无锡的南长街有民宅叫“张氏嘉乐堂”，其第三进两层楼房内缩一米，让给公用弄堂，在墙角上嵌石刻文：“此弄由张姓祖基让三尺余，呈县建设局备案。民国十九年冬张嘉乐堂立。”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这两个“让”，远承泰伯“至德”之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见“利让”是德文化的内涵之一。
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张思德、白求恩是延安时期的道德榜样，雷锋、焦裕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榜样，那么，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榜样又在哪里？新的时代在呼唤着具有时代精神的道德榜样。
近日，看到一条消息，说山东筹谋把曲阜设为“文化特区”，由山东大学儒学院牵头，锐意打造中国文化的“耶路撒冷”。以复兴儒学为特征的国学热，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为什么？德国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中写道：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
人类的轴心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这是国学热兴起的缘由。我们讨论市场经济社会的德文化建设，也是这个缘由。德，是先秦诸子的核心概念，由此衍生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很难想象，没有了德，人类社会还会是文明的吗？德，内源于心，外化为礼。内源于心，即是性本善，孟子有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不断充实扩大“四端”就能安定天下，否则就连父母都难以奉养。外化为礼，即人的品行，以礼治国即可以德感人、以德服人，兹为德政。
人们也许会说，市场经济社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社会，靠性本善的道德自律是不靠谱的，必须实行法治。这话没错，资本的本性与性本恶说确实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西方资本社会的法治体制，与西方文明中的原罪说——性本恶，又有深刻的渊源关系。但近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法治不能保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融资本家没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德性。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成文法国家，法制建设历代都很重视，从出土的先秦文物到大清律，都说明中国不是无法无天的国家。清代严格实施官吏异地任职制，唐文治任职商部时手订商律131条，规定商部官吏不得自营商业，以图自私。但孟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徒法不能以自行。”法治，如果没有“治”，“法”就变成一纸空文，而“治”则需要有人去执法。所以，人是一切因素的关键。以食品安全为例，半个世纪以来，内地供港澳食品的安全率达99.999%，出口食品合格率也达99.8%；但我们却遭遇着苏丹红咸蛋、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等等，陷入了易粪相食的不堪境地。都是祖国内地生产的食品，处在同一法律管理之下，没有“一国两制”之说，供港澳的如此安全，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是法治与德政合力下的效果，供港澳食品的安全保障是中央政府对香港人民的德化性质的政治任务，而不仅仅是商品贸易、市场经济。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德政。记得有文献记载，民国时期的面粉大王，无锡德高望重的荣宗敬先生，每天的早餐是一碗面疙瘩，原料取自自家企业生产的面粉，亲口检查每天生产的面粉质量。三鹿集团董事长会像荣宗敬先生一样，把自家生产线上的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给孙儿孙女喝吗？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对我们的政德、官德、商德的极大讽刺，也再次验证了“徒法不能以自行”。
法与德是相辅相成，而且是互动的。法是道德的底线，以遏制有害行为；德所倡导的领域是无限的，正如将德比喻为水，上善若水，润物无声。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订刑法，取消了亵渎圣物罪、通奸罪、行乞罪、流浪罪、自我堕胎罪，增加了拒绝给予救助罪、放弃抵抗灾害罪。英国也有拒绝给予救助罪，1998年初有个逃脱绑架的人，在严寒中赤身跑到公路上求救，一连驶过的四辆车都没有进行救助，以致冻死，根据公路监视获悉的车辆号码，法庭判车主有罪。行善入法，就是法与德的互动。醉驾入刑法，也是一例。由此可见，法与德都是与时俱进的。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市场经济社会的德文化建设，刻不容缓。“进德修业”，“厚德载物”，“有容德乃大”，这一系列古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我们提出的德文化建设不是回到先秦时期的原儒那里去，立孔子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德”资源，树立义利并举、德才兼备的道德榜样，构建具有市场经济时代特征的德文化。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3-26 09: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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