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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呈迅速发展的态势，其中以家庭教会在大学生中的传播最为典型。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不断增多，与许多家庭教会在高校中极为频繁的各种公开、半公开甚至隐秘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但是关于家庭教会的情况，以及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的情况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主要与家庭教会的隐秘性以及警惕性有关。为此，我们以仅仅因为好奇进入家庭教会、思想上并未融入家庭教会信条的学生为依托，对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这次调查对象全部为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在定性研究方面，采取半结构化访谈、跟踪调查与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由一名学生通过“滚雪球”等方式寻找到了一批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和长达一年半的跟踪调查，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深入到了几个基督教家庭教会传教与工作场所。2009年暑假期间这名学生还亲自参与家庭教会举办的一个教会夏令营活动。另外，还对一名守望教会的信徒进行了详细访谈。同时通过另外一名进入守望教会的大学生了解了部分情况，这些情况都将进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对象为北京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的家庭教会信徒，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其中一部分问卷为当面发放并回收，另一部分问卷则采用通过网络发送的形式，填写完毕之后再通过网络收回。问卷共发放87份，回收75份，回收率为86.21％，其中有效问卷63份，有效率为92.65％，符合一般社会调查的回收要求。回收问卷后，运用Excel、SPSS等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工作。在当面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始终避免透露调查的真实目的，问卷尽量采用基督教的用语，注重气氛的和谐、融洽。因此，调查获得的数据基本真实可靠。
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对信奉其他宗教大学生的同步调查，以便进行比对，从而更清楚家庭教会大学生的情况与特点。调查问卷的发放主要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进行。总计获得面向各类信教大学生的有效问卷92份，其中包括基督教信仰者36人，伊斯兰教信仰者18人，佛教信仰者33人，另有天主教、东正教、道教和其他宗教信仰者各一人。
一、 调查对象描述
对家庭教会大学生的调查，主要面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学生中隶属以马内利、中国青年福音会等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以及一个北师大学生自发形成的基督教小团体。调查对象中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从性别的角度看，男生（26人）占总人数的41.3％，女生（37人）占总人数的58.7％。调查样本的比例基本符合信教众徒性别比例的分布规律。
从年级看，专科生占4.8％，非专科生占95.2％；本科生中以三年级（含五年制大四）与四年级（本科毕业班）为主，分别占了17.5％和52.4％。显示了信教的渐进过程，和北京地区家庭教会活动之频繁、影响力之大。据本科在外地高校就读、读研后进入北京的学生反映，在外地高校学习时基本没有碰到过家庭教会传教的情况。
所学专业以文史哲、社会科学和理科为最多，分别占了23.8％、20.6％和19.0％。这与一般信教大学生的情况有所不同，个中缘由有待深入了解。
从家庭情况看，家庭所在地的分布较为均匀，来自大城市的最少，占17.5％，其次是来自中小城市的，占30.2％，其余为来自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占一半以上，基本符合现今中国的人口分布比例；90.5％来自双亲家庭，9.5％为单亲家庭；36.5％为独生子女，63.5％为非独生子女。这说明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是否完整不是导致大学生进入家庭教会的诱因。
从家庭成分看，父亲职业以农民（含进城务工人员）和个体户为最多，分别占31.7％和20.6％，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教师、科技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分别占12.7％和11.1％；与父亲职业相同，母亲职业也以农民（含进城务工人员）和个体户为最多。父亲文化程度以高中和初中为最多，分别占41.3％和33.3％；母亲文化程度也以高中、初中最多，分别占33.3％和30.2％。被调查者的月消费额主要集中在401～700元与701～1000元之间，分别占41.3％和28.6％，与家庭情况基本相符。
家人（直系三代）中有信教者的，与家人（直系三代）中没有信教者的比例基本相同，各占50.8％和49.2％。可知家庭的宗教背景并不是大学生是否信奉基督教的主要原因。
从民族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是汉族，占92.1％，另外还有蒙古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样本的民族比例符合当代中国民族的分布比例。
从政治面貌看，共青团员的数量最多，占到79.4％，党员占6.3％，群众占14.3％。这与当今大学生中团员占绝大多数有关，但是党员进入家庭教会应当引起警惕。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担任过学生干部的被调查者明显高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高11个以上百分点。高校社会工作和学生干部的培训和使用显然存在明显偏差。
上述数据表明，调查的覆盖面较为完整，分布比例较为合理，符合社会调查的要求，所得数据可以反映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的情况。
二、 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的特点
1.对基督教的信仰更多带有终极追求的成分，对教会活动表现了很高的热忱
从对“宗教”概念的理解看，76.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真理，同时觉得对社会有益”，居大多数。对比其他宗教的信教学生，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学生中，有55.77％的人认为宗教是“虚幻反映，但认为对社会有用”，相反，认为“真理，同时觉得对社会有益”的仅占32.69％。可知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受宗教的影响更深，对宗教感情更深厚。
对于皈依基督教的原因，54.0％的被调查者认为“所信的乃真理”。在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学生中，这个比例仅为17.3％，大大低于家庭教会的信徒。这类学生信教的原因更多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占43.61％。
受到教会说教的影响，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大多数相信神灵的存在。在回答“你认为人类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58.5％选择“神创造人类”，比例最高，其次是“无法确定”，为8.5％，只有7.3％的人选择“进化而来”，另有人回答“其他”。在回答“你认为人死之后会怎样”的问题时，认为“形亡神存”占62.2％，认为“形神俱灭”的仅为2.4％。在回答“你相信世界上有鬼神吗”这一问题时，选择了“非常相信”的占34.1％，选择“比较相信”的占23.2％，选择“不相信”的仅为2.4％，选择“不太相信”为3.7％，还有13.4％的人选择“说不清”，将近60％的人不同程度地相信世界上有鬼神，占了大多数。
由于对基督教教义坚定认同，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对宗教的未来抱有很强的信心，52.4％认为宗教会“一直存在”，另有41.3％认为会“发扬光大”。两者相加高达9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对比信奉其他宗教的大学生，有71.15％的人认为宗教会“一直存在”，另有11.53％的人认为会“发扬光大”，两者相加达82％以上，与基督教大学生的相差不多，也占到了大多数。说明信教大学生对宗教的未来都保持信心。当因信教受到他人的询问或质疑的时候，58.7％的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表示“有些遗憾”，31.7％的人表示“毫不在乎”，表示“非常困惑”只有6.3％，说明由于对主的坚定信仰，他们已经不太在乎社会的评价。
由于对教义的高度认同，以及教义的要求，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往往对教会活动有很高的参与热情。调查显示，17.3％的人承认自己参加教会活动“非常频繁，基本上每次活动都参加”，45.7％的人认为自己是“比较频繁，重要的活动都参加，但是有些活动就不能保证”，两者相加高达63％，只有14.8％的人认为自己参加教会活动“不太频繁”，或者“很不频繁”。另有25.4％的人认为“虔诚的教徒必须每次活动都参加”。
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对传教活动也具有很高的热情，42.9％的人认为对于不信基督教的人“需要引导”，占了将近一半，另有50.8％的人选择“理解，尊重个人自由”。相比之下，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学生的传教倾向弱得多，选择“需要引导”的人仅占1.9％，而选择“理解，尊重个人自由”的高达88.46％，显示了其他宗教的包容性，同时反衬了基督教强烈的进攻性。
对于教徒在高校内传教的事情，大多数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不但不认为是一件违法的行为，反而有60.3％的人选择了“很好”。对于法律禁止在校园中传教，30.2％的人选择“非常不同意”，49.2％的人选择“不太同意”，两者相加将近80％。这反映了高等教育部门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内在含义解释和宣传的缺失。对比信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这个比例就很不一样，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的为26.87％，低了50多个百分点，相反还有63.45％的人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显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更认同校园的本位职能。
另外，大学生家庭教会信徒对于教会的其他活动他们也非常热衷。当问及“你乐于购买教会的印刷品吗?”，31.7％人表示“是的，非常乐意”，23.8％的人表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一些”。41.3％的人认为向教会奉献“是我的惯例”，46.0％的人表示“偶尔为之，视经济条件而定”，只有很少人表示“从未奉献过”，占11.1％。由此可以看出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支持教会活动的热忱程度。
但是，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的坚定信仰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盲目的基础上的。调查显示，61.9％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没有系统读过，但会经常阅读”《圣经》。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大部分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对宗教知识有很强的了解欲望，希望通过参加宗教活动来了解。当问及“你进一步深入了解宗教知识的方式”的时候，76.2％的人选择了“参加教会活动”，其次是“选修相关课程，阅读相关书籍”，占22.2％，只有1.6％的人选择“网络、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这当然与目前的传媒状况有关，同时也就促成了大学生家庭教会信徒参与活动频繁性。
2. 加入教会的途径多为传教的结果，入教与排遣不良情绪有关
调查显示，60.3％的人加入教会的途径是通过“在教朋友介绍”，25.4％是受到“父母家人的影响”，另有14.3％的人选择“自发自愿”。所谓的“自发自愿”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传教人员的影响而入教的。这一点可以由“入教时间”一项得到佐证，“自发自愿”的共14人，其中9人是大学以后入教的，这显然与受到宗教的影响有关。这样，大学生信徒中高达90％以上人的入教均与宗教组织的活动有关。
这些人何以选择加入教会? 一般都与现实生活的挫折有关。这在基督教大学生信徒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42.9％的人认为入教前后自己的生活“有巨大改变”，44.4％“有一定改变”，两者相加将近90％。而信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中，两者相加仅为48.08％，二者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在回答“信教之后，你的处世态度是否变得更积极”这一问题时，基督教大学生信徒有30.2％的人回答“是的，由消极变为积极”，31.7％的人回答“本来就积极，现在更积极”。可见，在加入基督教之前，他们对待世事的态度都是非常消极的。他们大都不太合群，因为他们上大学期间的业余生活主要是“上自习或做实验”为46.0％，而选择“社团、学生会工作”的人较少，只有22.2％。正是由于这些人不能很好地融入集体、融入社会，因而不能很好地排遣不良情绪，从而处事消极，缺乏自信，需要从宗教寻找安慰和自信。
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在现实当中往往消极、自卑，且缺乏较为密切的人际关系圈与社会支持。在回答“入教之后，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融洽了吗”这一问题时，49.2％的人选择了“是的，在教会内外都比以前好”，15.9％的人选择在教会内部很融洽，但是在教会以外没有什么改变”，只有20.6％的人选择“素来人际关系都很好”，可见教会给了这些人一种能够感受到亲密团体融洽关系的机会，而这是他们在加入教会之前和在教会以外都比较难以得到的。因此，教会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提供者。49.2％的人在遇到烦恼时会选择“祷告以及教友的帮助”，25.4％“通过祷告就能很好解决”，大多数人觉得教友“有一定帮助”，占55.6％，36.5％的人认为“非常重要，他们是帮助我的最主要的人”，而“向父母或亲友寻求帮助”只有15.9％，“向组织寻求帮助，如团、党组织”寻求帮助的只有1.6％，占极少数，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憋在心里”（11.1％）。这都说明，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方便、及时、必要的精神和物质的社会支持，是促使这些大学生加入到基督教组织中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访谈的几名信徒的入教经历也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一位学习经济学的本科生这样描述她入教的经历：“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就在小花园里面闲逛，遇见了一个姐姐，是一个韩国人，今年大四了。那时她正在camp（露营），于是她就开始向我传道。在她讲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对基督教的这些东西很有感触。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
还有一位学习理科的女生，高中以前成绩非常优秀，父母是干部，生活优裕，基本没有什么挫折，但“高一不再像初中那样优秀，成绩只是年级90多名，不算差”。但是她还是不能承受，她说：“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无法忍受，就是自暴自弃，不再好好学习，于是我非常的厌世，想自杀。”后来，这个学生很幸运地考上了名牌重点大学，但“我还是被巨大的空虚无意义感包围，还是愤世嫉俗，厌世，恨自己恨别人，自闭。我依旧迷恋偶像，想自杀的欲望挥之不去，上课发呆，考试不会，……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消失，都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除了学业我还有另外一个噩梦，就是在爱情上的失意。……没有比这更能打击女生的了，……那已经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了，我即将面临被退学的危机，因为挂科实在挂得太多。而这将是比高考失利更为惨痛的危机，到时候不论多么不想正视也得正视了，最不敢面对的就是父母了。想起来就觉得很恐怖。一天在学校里游魂般晃荡，麻木地逃避现实时，突然再次遇到传道人，迎面问我：‘同学，对圣经有兴趣吗?’……当时我便立即留下了联系方式给那位传道人（后来成为我的信仰引导人）。”这两个学生的经历都很典型，反映了她们精神层面的脆弱性和宗教的乘虚而入。
3.价值观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显示了比较多的消极倾向
调查显示，41.3％的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觉得成功就是“信仰主，并有自己的一番事业”，38.1％的人认为“一生信仰主就是成功”，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成功要靠“主的带领加上人的努力”占66.7％。由此可见大多数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已经将宗教追求当作了人生目标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对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产生重大影响，46.0％的人认为信教对人生规划“影响很大，我会带着信仰继续奋斗”，25.4％的人认为“影响很大，我要为推广福音奋斗终生”，61.9％的人认为幸福就是“做主的儿女，永远与主在一起”，占大多数。
在选择未来的职业的时候，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分别是“学校”和“三资企业”，为22.2％和17.5％，这可能与这两者具有较高的思想“自由”度有关，也与这些单位有比较多的外国人有关，而选择“国有企业”仅为6.3％，选择“国家机关”的更少，只有1.6％，说明这些大学生有较强的远离党政的倾向性。对比信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这几个比例分别为“学校”26.93％，“三资企业”1.9％，“国有企业”9.6％，“国家机关”28.85％，差别很大，这些学生并不排斥去主流价值观为指导的单位就业。
在对待国家、民族利益时，这些人的倾向就更加清楚。对于国家利益，只有27.0％的人同意“国家利益至上”这一问题，“不同意”的占36.5％，另有34.9％的人认为“难以判断”。对比信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这三个比例分别为40.07％，34.62％和17.31％，“同意”的比例明显高于基督教信徒大学生，“难以判断”的比例相对也低。这表明，在各类信教大学生中，基督教信徒大学生的消极性更强，对祖国的离心倾向更多。在回答“如果给您一个再选择国籍的机会，你会选择哪里”这一问题时，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中有42.0％选择了“中国”，数量最多。有不少人选择了“美国”，为13.6％，“西欧国家”为7.4％，有一位受调查者则直接在问卷上写下了“信仰自由就可以了”一句话，还有一名被调查者直接在问卷上写了“没有如果，如果有情愿不出生，与基督同在”。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基督教的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大学生的基本处世态度与人生选择。对比信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这几个比例分别为中国55.76％，美国9.61％，“西欧国家”为13.69％，差距不大。李志英等人2008年对2800多名北京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选择“中国”的比例为66.8％，高于信教大学生10个百分点。说明信教对于爱国主义情怀的养成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些具体问题更可以印证这一点，对于“提到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您有什么感觉?”的问题，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中有11.1％选择“那段历史深刻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激励着我前进”，32.1％选择“落后就要挨打，要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者相加为43.2％，基本等于选择国籍中国的数量。对比信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5.38％和69.23％，两者相加为84.61％，大大高出，多了26个百分点。再对比2008年对28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4.6％和79.5％，两者相加高达93.1％，又高出了将近10个百分点，如此对比，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政治上的消极性显而易见。
三、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差异性分析
调查显示，性别、家庭类型、家庭所在地、父辈职业、经济状况、所学专业等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的信仰状况。
1. 性别差异，男生更具进攻性
对待不信教的人，男生比女生的传教倾向要强，超过50％的男生认为“需要引导”，女生只有37.8％。男生比女生更倾向宗教与其它学说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儒家精神存在很大冲突或有一定冲突的男生的比例为53.8％，女生只有32.4％。认为基督教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很大冲突和一定冲突的男生的比例为41.3％，女生只有21.6％。男生比女生更不赞同“三自”方针，男生持“不同意”和“不太同意”态度的为57.7％，女生仅为16.2％，相差40个百分点。
但是，女生入教时间明显要比男生要早很多，女生在进入大学前已有48.6％的人入教，男生只有26.9％，相差了20多个百分点。可知男生大都是在大学阶段加入家庭教会。遇到烦恼时女生对教义和教友的依赖性比男生要强，选择“祷告以及教友的帮助”的男生为38.5％，女生为54.1％，相差了15个以上百分点。
总体而言，男生展现了更多的攻击性，而女生则在精神上对宗教的依赖性更强一些。
2. 家庭因素的影响，多重而复杂
一般而言，来自城市的独生子女在思想上与基督教义的差距更大一些。他们更清楚基督教与儒家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差别，更倾向于“人类是进化而来”的，“人死之后形神俱灭”，同时更少相信鬼神。入教之后也在更大程度上“由消极变为积极”，人际关系也由此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大城市的学生对法律禁止校园传教一事最不认可。这应当与独生子女一般生活在城市中、家庭状况较好、受的教育比较好有关，因而对宗教世界观的认可程度相对较低。同时，独生子女的个体性、独立性较多，反抗意识较强，所以入教对他们的人际关系、积极性等方面的改变都有较大影响。这可以解释为：独生子女入教前的消极、挫折感多来自于缺乏可以广泛深入地与自己交流的同龄人，在教会、教友组织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会得到较大的改善。而非独生子女原来就有兄弟姐妹，所以他们的消极情绪更多地来自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组织就难以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了。需要指出的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这种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所在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差别。
从家庭背景的角度看，来自干部家庭的基督教大学生信徒思想更开放一些，他们在各种家庭背景的被调查者中最能理解、尊重不信教的人。认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最小，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相对较低。对禁止校园传教的规定相对和缓，当他们的宗教行为受到他人的询问或者质疑时，态度也相对低调、缓和。
来自公司白领家庭的基督教大学生信徒在各类家庭的学生中态度相对最为激烈。他们最不赞同法律禁止校内传教，对于不信教的人最想改变他们。他们最相信有鬼神，在遇到烦恼时最依赖教友的帮助，也最常向教会奉献。他们入教后生活的改变最大，是自认为入教后由消极变为积极的比例最高，人际关系在入教后得到的改善最大。信教对他们人生规划的影响也最大。在他们的宗教行为受到他人的询问或者质疑时，最倾向于反抗。
在被调查者中，家庭背景为“农民（含进城务工人员）”或“个体户”的最多，占到总数的52％，其次则是专业技术人员（教师、科技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共占23.8％），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3. 所学专业不同，差异性显著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显示了非常显著的差异性。总体而言，“教育、心理类”的基督教大学生信徒最值得关注。一方面他们的攻击性较强，另一方面他们又最缺乏实践性。他们最希望干涉、引导不信教的人，最认同校园传教的做法，最认同“宗教与社会主义冲突”、“宗教与儒家学说冲突”的说法。在他们的宗教行为受到他人的询问或者质疑时，最倾向于反抗。但是，在行动上，他们又最赞同“三自”方针，最不相信算命，入教时间最晚。参加宗教活动最不频繁，对教会奉献最少。遇到烦恼时最不需要教友。自认为入教对自己的影响最小，认为入教前后自己的人际关系一直都很融洽。但同时又认为自己在入教后由消极转为积极最显著。
可以看出，教育、心理类大学生信徒的个体性、独立性和反抗性最突出，是内心坚守基督教信仰的一批人，对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事情，充满了反叛与不妥协的精神，强烈希望保持信仰独立，并尽最大力量影响那些不信教的人。同时，他们入教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状况。所以，虽然入教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影响很小，却使他们感到自己由消极变得积极了。这一“积极”的内涵更多地着眼于去改变别人，而不是改变自己。他们是一批最热衷于传教的强势教徒群体，而不是那些最感到需要宗教的庇佑和引导的心灵弱者。所以他们在整个传教组织与活动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批人。
另外一个较具特点的人群是农学类与工科类大学生基督徒。相比而言，农学类最能尊重理解那些不信教的人，最不赞同校园传教的做法，但也最不赞同法律禁止校园传教一事。他们最认可教友对自己解决烦恼的作用，对教会奉献最多，认为自己在入教之后“仍旧消极”。他们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入教的质疑，但最倾向于“忍耐”。可以看出，农学类的学生个性最弱，缺乏自信与自我肯定，特别在意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对教会和教友的依赖性很强，处世方式最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态度也最为消极。因此，他们是最需要宗教组织“庇佑”、“引导”与“关爱”的软弱者，是传教活动的被动接受者与最易感人群，而非那些主动传教的思想进攻者。他们之所以最不赞同校园传教，更多的是不赞同这种过于强势的行为方式，因此非但与“不赞同法律禁止校园传教”一事互不矛盾，而且还与“尊重、理解那些不信教的人”的表现，共同证明了他们对任何一种过于强势的行为的反感，表现了他们在面临问题与意见时的徘徊彷徨、优柔寡断与处处妥协的性格。
工科生与农学类学生有很多的相似性，他们与农学类学生一样，也属于传教活动的被动接受群体，对教会的依赖同样是为了改善人际关系和获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同时，由于其专业的特点，科学素养较高而文化素养较低，因此能够看出宗教与科学的区别，却很难看出宗教与儒家文化、社会主义等主流文化的区别。但他们在别人对自己入教一事的质疑上是最不在乎的，这一点又与农学类学生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在入教前的人际关系不佳与农学类学生的原因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们是不重视与人相处，过于自我；而农学类学生则是不敢与别人相处，过于丧失自我。
体育、艺术类大学生基督徒一般入教时间较早，但熟悉《圣经》的比例最低，相信算命的比例又最高。这反映出这一群体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比较粗浅。外语类大学生基督徒参加宗教的活动最为频繁、宗教的影响也最大。这与他们的学科内容，以及与外教的过多接触有关。由于比较多的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和高校外教的影响，他们一般信仰比较坚定，活动也比较积极，是大学生基督徒中的中坚分子。
结语
分析以上调查结果，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是区别不同学生，给予正确的引导。例如，那些独生子女、那些出身干部家庭的人，他们本来就表现了某些不坚定性，一旦加强引导，则有改变其思想的可能。反之，如果从那些出身公司白领家庭、个体户家庭的学生入手，则困难会较多。上面提到的那位学习物理的女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来她在教会内很活跃，已经可以算做传教的骨干。但是最近有所转变，其因素有多方面。一是她的父母均为干部，听到自己的独生女入教非常着急，加强了对她的教育，她也不愿意让父母过分为自己操心。二是她的感情危机化解，有了男朋友，这个男孩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人，一开始被女朋友拉着去了几次教会，但时间长了感觉很没味，认为就是那一套，就劝她不要去了。三是她的活动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曾经找她谈话，她在校园里传教时还被校保卫部门发现并制止过。这些事情都使她对“主”产生了不满，“为什么主不保佑我了”，很失望。另外，教会不断地要她奉献，也引起了她的不满，她说：“我还是个学生，没有收入，为什么老要奉献? 有时候做家教有一点收入也要奉献，实在很困难。”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其影响力很明显。这之中最有启发性的是高校各级保卫部门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工作，这对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学生，特别是依赖型较强的群体还是有震慑作用的。
二是从某些大学生基督徒能够认同的文化相同点出发不断启发教育。例如对于“八荣八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25.4％的人认为“有一定冲突，但可以调和”，42．9％的人认为“有一些不一样，但却不构成冲突”、27.0％的人认为“没有冲突”，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相同点的高达95.3％，即绝大多数人对于主流价值观并非完全排斥。对于中国的儒家精神等传统道德文化，30.2％的人认为“有一定冲突，但可以调和”，46.0％的人认为“有一些不一样，但却不构成冲突”，还有8.5％的人认为“没有冲突”，即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儒家文化价值的高达84.7％，也占到了绝大多数。这应当与中国文化中历来存在的文化包容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历来不认为信奉某一种信仰，就必然要完全排斥另外的价值体系，相反在中国历史常常是不同的宗教相安无事，儒释道三教合流。在实践中，很多百姓也是什么庙都进，什么神都拜，中国历来没有一神教的传统。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对文化、对民众的思维和行动产生着深刻影响。即使是基督徒大学生也不能完全置身世外，他们通过家庭长辈、通过社会都会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他们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但是他们的中国文化思想背景是难以完全改变的，这就使得他们并不完全排除教义以外的价值观、世界观，而这正是工作入手的最好连接点。
三是注意男生的动向。男性在现时生活中多是强者，他们一般不太容易被宗教俘获，信教的女生多于男生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一旦入教，就会比较坚定。因为入教并不能改变他们强者的性格，因此在教会中也会表现得很强势，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希望传教，不能忍受旁人的异样眼光和质询，富有进攻性。这样的人影响力会比较强。因此特别需要加强研究，了解他们入教的原因，以及入教后的活动，以便加强对策研究。
课题组负责人：李志英
课题组成员：盛华 尚静 李檬 陈洋 柯昌友 丁华华 侯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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