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贡献
以科学认识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视角
【摘要】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确立后，邓小平致力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保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发展，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解答了国内外关注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十分鲜明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这就再一次肯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回击了国内外少数人所谓的中共中央在意识形态中“去毛”的喧嚣。其实，在新中国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后，如何科学认识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重要的一环。面对各种挑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始于邓小平。
一、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提出要正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它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2](pp.333、334、335)会议从八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会上，毛泽东思想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写进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获得了法律权威。作为我国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否则，就会大大削弱指导思想的威力和作用，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因此，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使之始终作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6年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向已逝的斯大林发难，并以此为契机，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邓小平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阐述了如何对待党的领袖的观点。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3](p.235)然而，由于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历经数千年封建统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很容易产生对领袖人物个人的迷信和崇拜，党的八大提出的这项任务并没有顺利地得到实施。在20世纪60年代，当林彪在全国推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主义做法时，邓小平深为不安。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他说，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3](p.283)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其实是在损害毛泽东思想，“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3](p.284)邓小平还提出：“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3](p.284)在宣传中过分突出毛泽东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其实也是违背毛泽东自己的意愿的。在新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探索时，邓小平就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这反映了邓小平的清醒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当时，林彪、“四人帮”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精神，仅仅选毛泽东著作中的几篇文章做语录本或必背警句，把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他们在割裂、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还别有用心地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变成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他们把毛泽东说成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把毛泽东的话说成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种种形式大搞所谓“忠字化”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鼓吹到无比狂热的程度，使毛泽东成为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林彪、“四人帮”的上述行径，大大削弱了指导思想的威力和作用，成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威胁。邓小平主持1975年的整顿，主要精力放在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也非常重视思想的清理，强调要恢复优良传统作风，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在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对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4](p.36)他历数了几个领域存在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现象，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4](p.37)这实际上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控制舆论宣传大权的“四人帮”，是对极左路线的强烈抨击。
二、反对“两个凡是”，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意识形态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使之回到科学的轨道。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评价问题上片面化、庸俗化而带来的扭曲和混乱；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晚年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曲折探索过程中，严重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发生，需要及时纠正。然而，当时出现了一种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言论的思潮。主要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5](p.326)这是对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个人崇拜的继续，不可能引导人们从“文化大革命”及其“左”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他给中央写信，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6](p.157)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6](p.159)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上升为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6](p.162)“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不问具体条件，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明确反对将毛泽东神化。这就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
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大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是错误的。”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但在当时遭到了压制，被认为是砍旗、丢刀子。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表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驳“两个凡是”，阐述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4](p.114)“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4](p.114)“两个凡是”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4](p.114)这会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4](p.119)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回答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提出的种种责难，论述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等涉及全局
的重大政治思想理论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p.126)“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形式主义的高举。这使人们认识到了“两个凡是”错误的实质，为如何维护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等的支持和指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压力和阻力，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摆脱了过去长期形成的而在当时仍然存在和盛行的“左”倾错误的束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了新概括，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p.143)他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4](p.171)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的不是“两个凡是”，要继承和发展的恰恰是作为“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党所认可，从而使全党在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共识。
三、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正当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致力摆脱“左”的思想禁锢时，一股右的思潮也汹涌而来。1977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尤其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国家纷纷猜测中国开始“非毛化”，港台地区的报纸也断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是：一方面，党内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认为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怀疑乃至全面否定的情绪。特别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恶毒攻击毛泽东，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在北京西单墙前，有人打出了“彻底批判毛泽东”的标语。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在思想上发生动摇。这种思潮如果任其泛滥，就伤害了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正确总结的指导意义，必定会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整个历史，动摇人们对中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信念，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这个世界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提出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4](pp.148-149)同时，他表示对缺点、错误，将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再次阐述了他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凝聚社会共识，真正掌握思想引领的主动权，邓小平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1979年10月，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了日程。他亲自主持，确立决议指导思想，设计决议稿框架结构；在起草过程中，先后十几次就重要问题作出论断，提出修改意见，可见他的重视程度与负责态度。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审议决议提纲时指出：决议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4](p.291)“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4](p.292)他主张，对有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6月，决议草稿出来后，他认为写得太沉闷，没有体现预期设想，要求重来，指出：“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4](p.297)要“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4](p.297)10月，中共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其中有不少好的意见，但也有人主张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的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人负责。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p.298)“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4](p.299)“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4](p.300)，因为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4](p.279)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借此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4](p.347)这就回答了关于“非毛”、“去毛”的议论。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毛泽东犯错误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但不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尽管犯了错误，但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7](p.461)并且，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一个人，中央许多负责人都有错误。他举例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4](p.296)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充满了辩证法。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中指出毛泽东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8](pp.46-47)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恢复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并进一步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30多年新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8](pp.47-48)这个阐述蕴含着几重关系：一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二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三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关系，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集体创作中创立这个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三个关系清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渊源、发展基础以及集体创作的特点，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实践性、集体性和创造性。这比36年前的概括更准确、更科学、更完整。决议从六个方面系统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这几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科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他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科学表述，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重要飞跃：一是指出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这就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态度，又划清了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思潮的界限；三是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真理性，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从而避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如此，邓小平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求真的态度、宽阔的胸襟，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及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正确方法论的见解，对全党和全体人民也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党的十二大通过了“历史决议”。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历史决议的成果为基础，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指出这些革命和建设成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这个历史事实，规定了今后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完成新的任务。这使得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再次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了确认。
邓小平引导全党重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重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拨乱反正后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化解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的严重危机，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对比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更体会到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战略眼光。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理论成果。但是，这一探索的正确方向未能得到坚持，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陷入了迷惘与困惑，第二次结合未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为我国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毛泽东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误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综合，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的综合，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9](p.8)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反复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p.300)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但继承是为了发展，思想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0](p.109)在新时期“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4](p.153)邓小平谆谆告诫大家：“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pp.291-292)“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4](p.179)这表现了邓小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品格。
在领导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伟大事业中，邓小平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石；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战略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并确立了把人民满意、人民答应、人民放心作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标准，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始。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就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党的十八大决议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2]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一个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拨乱反正中，他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守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根本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同时，又根据时代的变化，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毛泽东思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地回答了未曾遇到或者未曾正确解决的许多新课题，从而产生了质的飞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在这种继承、发展、超越当中进一步证明和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理论生命力”，[13]从而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政治风波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能够屹立不倒，同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可以遵循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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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客卿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解答了国内外关注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十分鲜明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这就再一次肯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回击了国内外少数人所谓的中共中央在意识形态中“去毛”的喧嚣。其实，在新中国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后，如何科学认识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重要的一环。面对各种挑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始于邓小平。
一、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提出要正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它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2](pp.333、334、335)会议从八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会上，毛泽东思想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写进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获得了法律权威。作为我国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否则，就会大大削弱指导思想的威力和作用，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因此，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使之始终作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6年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向已逝的斯大林发难，并以此为契机，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邓小平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阐述了如何对待党的领袖的观点。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3](p.235)然而，由于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历经数千年封建统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很容易产生对领袖人物个人的迷信和崇拜，党的八大提出的这项任务并没有顺利地得到实施。在20世纪60年代，当林彪在全国推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主义做法时，邓小平深为不安。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他说，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3](p.283)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其实是在损害毛泽东思想，“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3](p.284)邓小平还提出：“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3](p.284)在宣传中过分突出毛泽东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其实也是违背毛泽东自己的意愿的。在新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探索时，邓小平就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这反映了邓小平的清醒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当时，林彪、“四人帮”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精神，仅仅选毛泽东著作中的几篇文章做语录本或必背警句，把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他们在割裂、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还别有用心地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变成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他们把毛泽东说成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把毛泽东的话说成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种种形式大搞所谓“忠字化”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鼓吹到无比狂热的程度，使毛泽东成为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林彪、“四人帮”的上述行径，大大削弱了指导思想的威力和作用，成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威胁。邓小平主持1975年的整顿，主要精力放在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也非常重视思想的清理，强调要恢复优良传统作风，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在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对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4](p.36)他历数了几个领域存在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现象，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4](p.37)这实际上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控制舆论宣传大权的“四人帮”，是对极左路线的强烈抨击。
二、反对“两个凡是”，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意识形态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使之回到科学的轨道。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评价问题上片面化、庸俗化而带来的扭曲和混乱；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晚年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曲折探索过程中，严重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发生，需要及时纠正。然而，当时出现了一种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言论的思潮。主要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5](p.326)这是对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个人崇拜的继续，不可能引导人们从“文化大革命”及其“左”的错误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率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他给中央写信，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6](p.157)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6](p.159)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上升为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6](p.162)“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不问具体条件，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明确反对将毛泽东神化。这就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
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大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是错误的。”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但在当时遭到了压制，被认为是砍旗、丢刀子。在关键时刻，邓小平表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驳“两个凡是”，阐述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4](p.114)“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4](p.114)“两个凡是”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4](p.114)这会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4](p.119)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回答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提出的种种责难，论述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等涉及全局
的重大政治思想理论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p.126)“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形式主义的高举。这使人们认识到了“两个凡是”错误的实质，为如何维护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等的支持和指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压力和阻力，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摆脱了过去长期形成的而在当时仍然存在和盛行的“左”倾错误的束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了新概括，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p.143)他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4](p.171)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的不是“两个凡是”，要继承和发展的恰恰是作为“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党所认可，从而使全党在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共识。
三、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正当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致力摆脱“左”的思想禁锢时，一股右的思潮也汹涌而来。1977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否定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尤其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国家纷纷猜测中国开始“非毛化”，港台地区的报纸也断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是：一方面，党内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认为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怀疑乃至全面否定的情绪。特别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恶毒攻击毛泽东，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在北京西单墙前，有人打出了“彻底批判毛泽东”的标语。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在思想上发生动摇。这种思潮如果任其泛滥，就伤害了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正确总结的指导意义，必定会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整个历史，动摇人们对中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信念，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这个世界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提出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4](pp.148-149)同时，他表示对缺点、错误，将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再次阐述了他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凝聚社会共识，真正掌握思想引领的主动权，邓小平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1979年10月，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了日程。他亲自主持，确立决议指导思想，设计决议稿框架结构；在起草过程中，先后十几次就重要问题作出论断，提出修改意见，可见他的重视程度与负责态度。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审议决议提纲时指出：决议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4](p.291)“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4](p.292)他主张，对有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6月，决议草稿出来后，他认为写得太沉闷，没有体现预期设想，要求重来，指出：“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4](p.297)要“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4](p.297)10月，中共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其中有不少好的意见，但也有人主张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的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人负责。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p.298)“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4](p.299)“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4](p.300)，因为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4](p.279)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借此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4](p.347)这就回答了关于“非毛”、“去毛”的议论。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毛泽东犯错误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但不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尽管犯了错误，但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7](p.461)并且，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一个人，中央许多负责人都有错误。他举例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4](p.296)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充满了辩证法。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中指出毛泽东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8](pp.46-47)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恢复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并进一步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30多年新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和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8](pp.47-48)这个阐述蕴含着几重关系：一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二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三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关系，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集体创作中创立这个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三个关系清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渊源、发展基础以及集体创作的特点，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实践性、集体性和创造性。这比36年前的概括更准确、更科学、更完整。决议从六个方面系统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这几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科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他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科学表述，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重要飞跃：一是指出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这就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态度，又划清了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思潮的界限；三是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真理性，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从而避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如此，邓小平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求真的态度、宽阔的胸襟，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及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正确方法论的见解，对全党和全体人民也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党的十二大通过了“历史决议”。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历史决议的成果为基础，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指出这些革命和建设成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这个历史事实，规定了今后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完成新的任务。这使得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再次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了确认。
邓小平引导全党重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重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拨乱反正后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化解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的严重危机，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对比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更体会到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战略眼光。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理论成果。但是，这一探索的正确方向未能得到坚持，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陷入了迷惘与困惑，第二次结合未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为我国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毛泽东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误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综合，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的综合，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9](p.8)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反复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p.300)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但继承是为了发展，思想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0](p.109)在新时期“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4](p.153)邓小平谆谆告诫大家：“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pp.291-292)“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4](p.179)这表现了邓小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品格。
在领导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伟大事业中，邓小平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石；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战略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并确立了把人民满意、人民答应、人民放心作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标准，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始。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就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党的十八大决议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2]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一个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拨乱反正中，他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守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根本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同时，又根据时代的变化，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毛泽东思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地回答了未曾遇到或者未曾正确解决的许多新课题，从而产生了质的飞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在这种继承、发展、超越当中进一步证明和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理论生命力”，[13]从而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政治风波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能够屹立不倒，同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可以遵循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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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3-11 12: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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