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对于此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当时享誉最高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此到底有何关系，不能不令人关注。
前此有关著述，我注意到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指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及时地予以关注，并受到此两项运动的影响，而对国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采取重大步骤，从而开创了中国政治的新格局; 另一种情况是，近年来有人提出，孙中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我个人认为，后一种说法缺乏根据，不能成立; 前一种说法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有事实根据。不过，我觉得至今人们还没有全面深刻地充分说明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关系。
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政党领袖，其思想与活动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平行发展而又相互吸引和相互激励的关系。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 一)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发生前这段时间，中国的思想精英们，或者说是先觉分子们，都对现状极度失望，亟想寻求新的出路。而出路在于，要从思想上做一番反省，要从改变人们的思想上下功夫。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一直苦苦追求宪政的一个政论家。他在 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尚未很公开的时候，已对政治现状极端不满，想退出政治舞台，从国民思想改造上下功夫。他说: “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①所以他决定“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②梁启超通常不被当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看待，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分子却认为梁是中国思想文化革新的先驱。况且，梁氏的思想转变很有典型意义。所以，我们这里应当提到他。
作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更有代表性。他早在 1914 年即感慨“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工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③稍后，又说: “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 ”④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许多人都以为共和国从此可以安然无事了，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多数中国人 “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⑤他立意要革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个领袖人物胡适，还在留学归国前，就已意识到，中国的内忧外患，要求得根本解决，必须从 “造因”下手。所谓 “造因”也就是造就新的国民。要造就新的国民，就要改造国民的思想; 要改造国民的思想则要靠教育。所以胡适说: “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 ( 胡适自称———引者) 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⑥
李大钊此时的思想状况也与上述诸人相近。他说: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 ( Determinus) ，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 ( Theory of free will) ，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⑦他没有明确提出要改造哪些思想观念，但要提振国民精神，以求实现改变现状之意甚明。
以上这些人都是以某种身份亲历清末民初的种种变乱，因以产生变革国民思想的想法。孙中山更是这一段历史最直接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他对眼前的现状自然也十分不满，所以，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想要求得改变此种现状的出路，那是十分自然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有反思，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党人不曾接受和理解他的思想，认为其理想太高，难以实行。乃至共和成立以后，党人反不如以前那样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这一反思的结果，却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另组新党——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服从领袖，并加盖指模。以此不少党人无法接受，竟至分裂。
后来，袁世凯帝制失败身死，而中华革命党渐形涣散，孙中山一度略显消极，“不问国事”。但 1917 年 2 月，他写成 《会议通则》( 后来改名为 《民权初步》) 。似可推断，孙氏在袁世凯死后的一度 “消极”，实已决意致力于思考、著述。其在 《民权初步序》中说: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⑧而中国人历受专制之压制，全无集会之经验、习惯。他编写此书，即作为民众习练民权之 “操典”。如大家都习此书，养成实行民权的历练习惯，则民权可期实现，民主共和可期巩固。
吴相湘先生曾指出，孙中山于民国初年，很早就有从事研究和著述的考虑，尤以灌输民主思想和实行民主训练为意。主要即指编写、出版 《民权初步》一书而言。⑨1918 年，护法的南方军政府在一部分军阀的压力下实行改组，孙中山失去对军政府的统帅权，乃于 5 月 4 日向非常国会递交辞呈，其中说道: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⑩孙中山很快离粤经日本回到上海住下来，从此潜心著述，力图重新唤起革命党人的觉悟，以新的观念、新的组织、新的姿态投入革命救国事业。这个心路历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领袖分子，对民国以来的政治失望，想在思想文艺上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基础的心路历程是相当接近，甚至是相一致的。
( 二) 孙中山致力于心理建设，提出 “知难行易”的学说，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实践亦颇相吻合。
孙中山到上海后，约半年时间，撰成其 《孙文学说》，后来作为他的 《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在 《自序》中说: “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他认为，此所谓思想错误即是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孙中山指出，这种说法由来已久， “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的成见。由于这种成见作怪，党人多以为孙中山的主张，都是理想，难于实行。所以不把他的主张当作行动的纲领，不听他的话，不服从他的指挥，遂使他的革命纲领束之高阁，以致满清专制被推翻，却 “转生出无数强盗专制”。所以，孙中山认为， “此学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11
孙中山决心要破除这种 “深中人心”的成见，要人们努力认清革命的道理，然后坚决去实行之。既反对不求真知，不求甚解，无知盲从; 也反对知而不行，群居终日，高谈空论，言不及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一思想路径实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反对迷信旧教条，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倡导实践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孙中山要改造人们一种成见，使之明白，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令人们敢于实践，敢于破除迷信，求得新知，求得真知。这确实是一种 “心理建设”，是从根本的思想观念上确立起一种革命的人生态度。他首先是针对革命党人说的，但也完全适合一般国人。所以，胡适说 《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12
孙中山很虚心地将他的书送给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阅看，请他们予以评论。胡适的评论可以说是抓住了全书的要旨。胡适说: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并指出，全书的根本观念，是 “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而 “全书最注重的是 ‘知之则更易行之’一句话。”胡适并进一步解释说: “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科学昌明时代，从前不能得到的参考材料现在都可得到; 从前无法计算的种种方面，现在都可以通盘筹算; 从前决不能征服的困难，现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划，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13
一位革命家的一篇著作，能得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如此理解，已足可证明我前面所说的，孙中山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平行发展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实践与孙中山所极力提倡的打破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是相当吻合的。胡适的文学革命所彰显的是一种尝试精神，所谓尝试就是不必深知而先行之，从尝试的 “行”当中逐步求得新知，求得真知。而新知、真知确立，则行之更加畅行无阻。文学革命的成功，“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得以确立，正是这个道理最有说服力的验证。
蒋梦麟与胡适同为杜威的学生，也是胡适的好朋友，他十分理解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说。他在其 《西潮》一书中追述说: “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目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14
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最提倡者，是民主与科学。科学即是真知，真知不是古来相传的教条，是须从实践中艰苦摸索得来。不实践，永难得真知。所以先要有勇气进行探索，先要勇于去实践。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都是勇于实践者，都是勇于尝试者，所以能引领一代青年，破除许多旧的观念、旧的教条与迷信，初步建立起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引出一些社会的新变化。虽然所发生的某些变化难免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没有他们引领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将仍停留于中世纪的迷朦之中。
( 三) 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保持密切的接触，相互吸引，相互激励。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处理政务很少，大部分精力用于著述。他一直关注思想文化界的动向。蒋梦麟原是老同盟会员，1917 年回国以后，经常活动于上海、杭州、北京之间，与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的一批精英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往来均甚为密切。与此同时，他与孙中山也保持密切联系。孙中山通过他，能及时了解到新文化运动方面的种种信息。1919 年 5 月，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当时恰在南方，曾面见孙中山，作长谈。孙中山曾向胡适详细介绍自己有关 “知难行易”的思想。所以，当 《孙文学说》出版后，孙中山立即提出要求，请胡适为他的书写一篇书评。他让廖仲恺写信给胡适说: “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未审收到否? 孙先生拟烦先生在 《新青年》或 《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15可见，孙先生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胡适稍后即在 《每周评论》的第 31 号上发表了评论 《孙文学说》的文章。孙中山看到胡适的评论后，又嘱廖仲恺给胡适写信，信中说: “中山先生在 《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16孙中山非常满意胡适所作的评论。那时在政治上，南北对立，在孙中山心目中，北方是反动势力占上风，赞成他的人很少。胡适对他的书给与充分肯定的评价，中山先生颇以为难得。据蒋梦麟的回忆，孙中山的 《孙文学说》出版后，“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 ‘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杜威思想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支持力量。孙中山对杜威表示敬意，希望听到他对自己的著作的评论是十分自然的。
因受到新文化运动及其领袖们的影响，孙中山立意从思想舆论上入手，改变党人观念，着手筹办两个杂志。负责的人，都是当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与孙最接近、也是孙最信任的人。如戴季陶主持创办 《星期评论》; 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合力办 《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一出版，即送胡适。胡适曾在 《每周评论》第 28 期上发表 《欢迎我们的兄弟—— 〈星期评论〉》，对该刊表示赞许。
胡适还把他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谈新诗》○17送给 《星期评论》发表。另有一篇 《国语文法概论》送给 《建设》杂志发表。那个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几个战友对胡适非常友好，并对胡有很高的期待。廖仲恺曾致信胡适说: “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又我国无成文的语法，孙先生以为先生宜急编此书，以竟文学革命之大业，且以裨教育。”○18
孙中山、戴季陶等对陈独秀亦极意加以联络。在第一次护法时期，孙中山以广东为根据地。当时的广东当局有教育行政委员会之设，特请陈独秀前往广东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实际上，孙中山对主要在北方进行文化运动的几位领袖，一直都是很关注的。1919 年 8 月上旬，在上海南北和议开始时，孙中山见到北方代表许世英，特地谈到北京政府逮捕陈独秀的事，要求务必保护陈独秀和胡适的安全 ( 当时误传胡适亦遭逮捕——笔者注) ，并要段祺瑞迅速释放他们。可见，孙中山和他周围几个最密切的战友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的关系是相当和谐、相当友好的。
孙中山不仅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互相关爱，而且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极为关注，并有密切的接触。1919 年 5 月 6 日晨，孙中山接到 《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电话，得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事，指示邵力子 “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19两天后，在批复陈汉明的信中指出: “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20
5 月 26 日，孙中山约见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赞扬其行动，建议发动广泛阶层，唤起民众。6 月 2 日，再度约见学生领袖谈话，鼓励学生运动，并为学生请英籍律师为后援。○21据许德珩的回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学生领袖曾请孙中山先生在寰球学生会馆发表演说，对青年运动予以支持和赞扬并提出他的希望。又据张国焘回忆，1920 年初，他曾与许德珩、康白情等到孙中山的住地与孙先生作长时间的谈话，双方对彼此的思想主张都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这次谈话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一则，孙先生受到青年的热情所鼓舞，认识到青年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对思想宣传工作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二则，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们对革命领袖孙中山，有了比较亲切的了解。这为以后国民党改组，大批青年加入国民党埋下伏笔。
( 四) 孙中山因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感发，决心改造国民党，重振革命事业。这与五四后青年们的思想活动趋向也是同步的，且逐渐形成汇合之势。
1920 年 1 月 29 日，孙中山致海外同志的信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国内各界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 ‘攻心’，语曰 ‘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2这是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次总结性评价，也是了解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是孙先生决心走上改造革命党、重振革命事业的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界碑。
由于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密切关联，又由于与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运动的密切关联，使孙中山与新的社会力量接近起来。又以此为契机，与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发生联系。这些都对他后来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我的结论是: 孙中山作为政治家、革命领袖，为寻求革命救国的途径，在屡经挫折之后，潜心反思，希望得一种新思想、新精神以武装同志，谋求重振革命事业。他的思想和活动的发展历程，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和青年学生们是同步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吸引，互相激励。此预示着终必有汇合之一日，演出中国革命之新一幕。
【注释】
前此有关著述，我注意到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指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及时地予以关注，并受到此两项运动的影响，而对国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采取重大步骤，从而开创了中国政治的新格局; 另一种情况是，近年来有人提出，孙中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我个人认为，后一种说法缺乏根据，不能成立; 前一种说法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有事实根据。不过，我觉得至今人们还没有全面深刻地充分说明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关系。
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政党领袖，其思想与活动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平行发展而又相互吸引和相互激励的关系。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 一)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发生前这段时间，中国的思想精英们，或者说是先觉分子们，都对现状极度失望，亟想寻求新的出路。而出路在于，要从思想上做一番反省，要从改变人们的思想上下功夫。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一直苦苦追求宪政的一个政论家。他在 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尚未很公开的时候，已对政治现状极端不满，想退出政治舞台，从国民思想改造上下功夫。他说: “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①所以他决定“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②梁启超通常不被当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看待，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分子却认为梁是中国思想文化革新的先驱。况且，梁氏的思想转变很有典型意义。所以，我们这里应当提到他。
作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更有代表性。他早在 1914 年即感慨“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工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③稍后，又说: “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 ”④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许多人都以为共和国从此可以安然无事了，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多数中国人 “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⑤他立意要革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个领袖人物胡适，还在留学归国前，就已意识到，中国的内忧外患，要求得根本解决，必须从 “造因”下手。所谓 “造因”也就是造就新的国民。要造就新的国民，就要改造国民的思想; 要改造国民的思想则要靠教育。所以胡适说: “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 ( 胡适自称———引者) 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⑥
李大钊此时的思想状况也与上述诸人相近。他说: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 ( Determinus) ，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 ( Theory of free will) ，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⑦他没有明确提出要改造哪些思想观念，但要提振国民精神，以求实现改变现状之意甚明。
以上这些人都是以某种身份亲历清末民初的种种变乱，因以产生变革国民思想的想法。孙中山更是这一段历史最直接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他对眼前的现状自然也十分不满，所以，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想要求得改变此种现状的出路，那是十分自然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有反思，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党人不曾接受和理解他的思想，认为其理想太高，难以实行。乃至共和成立以后，党人反不如以前那样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这一反思的结果，却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另组新党——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服从领袖，并加盖指模。以此不少党人无法接受，竟至分裂。
后来，袁世凯帝制失败身死，而中华革命党渐形涣散，孙中山一度略显消极，“不问国事”。但 1917 年 2 月，他写成 《会议通则》( 后来改名为 《民权初步》) 。似可推断，孙氏在袁世凯死后的一度 “消极”，实已决意致力于思考、著述。其在 《民权初步序》中说: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⑧而中国人历受专制之压制，全无集会之经验、习惯。他编写此书，即作为民众习练民权之 “操典”。如大家都习此书，养成实行民权的历练习惯，则民权可期实现，民主共和可期巩固。
吴相湘先生曾指出，孙中山于民国初年，很早就有从事研究和著述的考虑，尤以灌输民主思想和实行民主训练为意。主要即指编写、出版 《民权初步》一书而言。⑨1918 年，护法的南方军政府在一部分军阀的压力下实行改组，孙中山失去对军政府的统帅权，乃于 5 月 4 日向非常国会递交辞呈，其中说道: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⑩孙中山很快离粤经日本回到上海住下来，从此潜心著述，力图重新唤起革命党人的觉悟，以新的观念、新的组织、新的姿态投入革命救国事业。这个心路历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领袖分子，对民国以来的政治失望，想在思想文艺上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基础的心路历程是相当接近，甚至是相一致的。
( 二) 孙中山致力于心理建设，提出 “知难行易”的学说，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实践亦颇相吻合。
孙中山到上海后，约半年时间，撰成其 《孙文学说》，后来作为他的 《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在 《自序》中说: “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他认为，此所谓思想错误即是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孙中山指出，这种说法由来已久， “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的成见。由于这种成见作怪，党人多以为孙中山的主张，都是理想，难于实行。所以不把他的主张当作行动的纲领，不听他的话，不服从他的指挥，遂使他的革命纲领束之高阁，以致满清专制被推翻，却 “转生出无数强盗专制”。所以，孙中山认为， “此学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11
孙中山决心要破除这种 “深中人心”的成见，要人们努力认清革命的道理，然后坚决去实行之。既反对不求真知，不求甚解，无知盲从; 也反对知而不行，群居终日，高谈空论，言不及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一思想路径实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反对迷信旧教条，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倡导实践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孙中山要改造人们一种成见，使之明白，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令人们敢于实践，敢于破除迷信，求得新知，求得真知。这确实是一种 “心理建设”，是从根本的思想观念上确立起一种革命的人生态度。他首先是针对革命党人说的，但也完全适合一般国人。所以，胡适说 《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12
孙中山很虚心地将他的书送给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阅看，请他们予以评论。胡适的评论可以说是抓住了全书的要旨。胡适说: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并指出，全书的根本观念，是 “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而 “全书最注重的是 ‘知之则更易行之’一句话。”胡适并进一步解释说: “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科学昌明时代，从前不能得到的参考材料现在都可得到; 从前无法计算的种种方面，现在都可以通盘筹算; 从前决不能征服的困难，现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划，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13
一位革命家的一篇著作，能得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如此理解，已足可证明我前面所说的，孙中山的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平行发展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实践与孙中山所极力提倡的打破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是相当吻合的。胡适的文学革命所彰显的是一种尝试精神，所谓尝试就是不必深知而先行之，从尝试的 “行”当中逐步求得新知，求得真知。而新知、真知确立，则行之更加畅行无阻。文学革命的成功，“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得以确立，正是这个道理最有说服力的验证。
蒋梦麟与胡适同为杜威的学生，也是胡适的好朋友，他十分理解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说。他在其 《西潮》一书中追述说: “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目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14
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最提倡者，是民主与科学。科学即是真知，真知不是古来相传的教条，是须从实践中艰苦摸索得来。不实践，永难得真知。所以先要有勇气进行探索，先要勇于去实践。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都是勇于实践者，都是勇于尝试者，所以能引领一代青年，破除许多旧的观念、旧的教条与迷信，初步建立起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引出一些社会的新变化。虽然所发生的某些变化难免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没有他们引领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将仍停留于中世纪的迷朦之中。
( 三) 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保持密切的接触，相互吸引，相互激励。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处理政务很少，大部分精力用于著述。他一直关注思想文化界的动向。蒋梦麟原是老同盟会员，1917 年回国以后，经常活动于上海、杭州、北京之间，与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的一批精英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往来均甚为密切。与此同时，他与孙中山也保持密切联系。孙中山通过他，能及时了解到新文化运动方面的种种信息。1919 年 5 月，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当时恰在南方，曾面见孙中山，作长谈。孙中山曾向胡适详细介绍自己有关 “知难行易”的思想。所以，当 《孙文学说》出版后，孙中山立即提出要求，请胡适为他的书写一篇书评。他让廖仲恺写信给胡适说: “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未审收到否? 孙先生拟烦先生在 《新青年》或 《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15可见，孙先生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胡适稍后即在 《每周评论》的第 31 号上发表了评论 《孙文学说》的文章。孙中山看到胡适的评论后，又嘱廖仲恺给胡适写信，信中说: “中山先生在 《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16孙中山非常满意胡适所作的评论。那时在政治上，南北对立，在孙中山心目中，北方是反动势力占上风，赞成他的人很少。胡适对他的书给与充分肯定的评价，中山先生颇以为难得。据蒋梦麟的回忆，孙中山的 《孙文学说》出版后，“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 ‘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杜威思想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支持力量。孙中山对杜威表示敬意，希望听到他对自己的著作的评论是十分自然的。
因受到新文化运动及其领袖们的影响，孙中山立意从思想舆论上入手，改变党人观念，着手筹办两个杂志。负责的人，都是当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与孙最接近、也是孙最信任的人。如戴季陶主持创办 《星期评论》; 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合力办 《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一出版，即送胡适。胡适曾在 《每周评论》第 28 期上发表 《欢迎我们的兄弟—— 〈星期评论〉》，对该刊表示赞许。
胡适还把他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谈新诗》○17送给 《星期评论》发表。另有一篇 《国语文法概论》送给 《建设》杂志发表。那个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几个战友对胡适非常友好，并对胡有很高的期待。廖仲恺曾致信胡适说: “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又我国无成文的语法，孙先生以为先生宜急编此书，以竟文学革命之大业，且以裨教育。”○18
孙中山、戴季陶等对陈独秀亦极意加以联络。在第一次护法时期，孙中山以广东为根据地。当时的广东当局有教育行政委员会之设，特请陈独秀前往广东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实际上，孙中山对主要在北方进行文化运动的几位领袖，一直都是很关注的。1919 年 8 月上旬，在上海南北和议开始时，孙中山见到北方代表许世英，特地谈到北京政府逮捕陈独秀的事，要求务必保护陈独秀和胡适的安全 ( 当时误传胡适亦遭逮捕——笔者注) ，并要段祺瑞迅速释放他们。可见，孙中山和他周围几个最密切的战友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的关系是相当和谐、相当友好的。
孙中山不仅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互相关爱，而且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极为关注，并有密切的接触。1919 年 5 月 6 日晨，孙中山接到 《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电话，得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事，指示邵力子 “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19两天后，在批复陈汉明的信中指出: “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20
5 月 26 日，孙中山约见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赞扬其行动，建议发动广泛阶层，唤起民众。6 月 2 日，再度约见学生领袖谈话，鼓励学生运动，并为学生请英籍律师为后援。○21据许德珩的回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学生领袖曾请孙中山先生在寰球学生会馆发表演说，对青年运动予以支持和赞扬并提出他的希望。又据张国焘回忆，1920 年初，他曾与许德珩、康白情等到孙中山的住地与孙先生作长时间的谈话，双方对彼此的思想主张都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这次谈话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一则，孙先生受到青年的热情所鼓舞，认识到青年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对思想宣传工作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二则，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们对革命领袖孙中山，有了比较亲切的了解。这为以后国民党改组，大批青年加入国民党埋下伏笔。
( 四) 孙中山因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感发，决心改造国民党，重振革命事业。这与五四后青年们的思想活动趋向也是同步的，且逐渐形成汇合之势。
1920 年 1 月 29 日，孙中山致海外同志的信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国内各界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 ‘攻心’，语曰 ‘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2这是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次总结性评价，也是了解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是孙先生决心走上改造革命党、重振革命事业的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界碑。
由于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密切关联，又由于与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运动的密切关联，使孙中山与新的社会力量接近起来。又以此为契机，与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发生联系。这些都对他后来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我的结论是: 孙中山作为政治家、革命领袖，为寻求革命救国的途径，在屡经挫折之后，潜心反思，希望得一种新思想、新精神以武装同志，谋求重振革命事业。他的思想和活动的发展历程，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和青年学生们是同步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吸引，互相激励。此预示着终必有汇合之一日，演出中国革命之新一幕。
【注释】
①梁启超: 《大中华发刊词》，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 80 页。
②梁启超: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 54 页。
③陈独秀: 《生机 ( 致 〈甲寅〉记者) 》，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3 页。
④陈独秀: 《爱国心语自觉心》，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 149 页。
⑤陈独秀: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任建树主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 333 ～334 页。
⑥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7 年，第 833 页。
⑦李大钊: 《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文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40 页。
⑧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413、158 页。
⑨吴相湘: 《孙逸仙先生传》，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1984 年增编版，第 1335 页。
⑩192021陈锡祺主编: 《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 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116、1172 ～ 1173、1174、1173～ 1174 页。
1213胡适: 《孙文学说》，北京: 《每周评论》，第 31号。
14蒋梦麟: 《西潮》，台北: 大孚书局，1993 年，第117 页。
151618耿云志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8 册，合肥: 黄山书社，1994 年，第 399、402、401 页。
17胡适的 《谈新诗》有一个副标题 “八年来的一件大事”，可见胡适非常看重这篇文章。
22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09 ～210 页。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3-17 22: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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