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西华：历史性研究视角下国内外理论界对葛兰西思想的新解读与启示

　　近十年来，国内外理论界不仅陆续再版了葛兰西生前的部分重要著述，而且相继出版了一批带有历史厚重感的葛兰西思想研究著作和译著。正如葛兰西本人在阐述其研究方法时所说的：“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一种世界观的产生经过而其创始人对此又未作过系统的说明（而且其实质上的一贯性不能从创始人的个别著作或一组著作中去寻找，而是要从包含着这种世界观的各种要素的各式各样的智力劳动的总体发展中去寻找），那就必须在文献学方面下一番功夫。”

　　从国内理论界来看，近十年来，葛兰西生前重要著述《狱中札记》先后于2014年翻译再版。《狱中札记》凝聚了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与探索，是葛兰西在极端恶劣的监狱环境下，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2014年，《狱中札记》的第三个中译本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本选取1971年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的英译本作为翻译蓝本。较1983年葆煦依据俄文译本翻译的《狱中札记》第一个中译本而言，这一版本中葛兰西的一些重要概念得以进一步确定和澄清，在收录的内容方面也增加了人们所关注的文化与政治问题。此译本于2016年被纳入由李慎明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共同出版。

　　目前，国内已有的《狱中札记》中译本基本都是英语、俄语的转译本，尚缺乏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值得庆幸和期待的是，这一空白即将被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田时纲研究员打破。目前，由他负责翻译的《葛兰西书信集》（上、下卷）和六卷本的《狱中札记》中译本已完成翻译，付梓在即。葛兰西生前著述意大利文直译本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完整把握和准确理解葛兰西的思想，推动国内掀起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新热潮。

　　近十年来，国内理论界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葛兰西思想的历史性研究著作，主要包括：孙宜晓的《葛兰西历史主义思想研究》、李金勇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叶惠珍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仲帅的《布哈林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研究》等。译著主要包括:《导读葛兰西》、《解析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等。此外，在乔治·拉雷恩(Jorge Larrain)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撰写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也包含了对葛兰西思想形成历程与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历史的回溯。

　　国外理论界也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批从历史性研究视角解读葛兰西思想的著作与论文。在意大利本土，葛兰西研究院院长西尔维奥·彭斯(Silvio Pons）教授出版了《全球革命：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1917—1991年）》；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协会主席G.里郭莱（Guido Liguori）推出了《受争议的葛兰西——诠释、论争与争议(1922—2012年)》。除此之外，作为葛兰西思想研究重镇的葛兰西基金会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著作，如《葛兰西的生平与思想(1926—1937年)》、《葛兰西先生》、《葛兰西·内尔运动与共产国际》，以及包括《葛兰西研究在拉美》、《葛兰西研究在英国》、《葛兰西研究在阿拉伯世界》等在内的“国际葛兰西研究”丛书 。

　　在意大利本土之外，世界范围内的葛兰西思想“研究热”也促成一批历史性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在墨西哥，葛兰西思想研究者戴安娜·富恩特斯（Diana Fuentes）和马西莫·莫多内西（Massimo Modonesi）于2020年编辑出版了《葛兰西在墨西哥》，详细追溯了葛兰西的思想与著作在墨西哥的传播史及其产生的影响。在法国，约翰·杜埃（Yohann Douet）于2018年、2021年、2022年先后出版了《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卢森堡与葛兰西之间的对话》、《葛兰西：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历史和现代性问题》三本研究性著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葛兰西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欧美学术界，近些年相继出版了《葛兰西的政治思想》、《葛兰西：空间、自然与政治》、《后殖民主义的葛兰西》、《塔利尔广场的葛兰西：埃及的革命与反革命》、《葛兰西的思想脉络》等历史性研究著述。

　　纵观国内外理论界近十年来出版的从历史性研究视角阐述葛兰西思想的专著或译著，不难发现，将葛兰西同他所处时代、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与命运结合起来，分析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史与接受史，构成了这类著述的主要内容。这些著述不仅回溯了葛兰西思想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葛兰西的独创性术语和思想被运用到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这些历史性研究文献的相继出版，助推了全球范围内“葛兰西热”的高涨，引发了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系列新思考。

　　迫于监狱这一特殊环境的束缚，葛兰西生前只能使用晦涩的语言，采取备忘录而非结构严谨的文章或著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思想，许多概念都没有固定的内涵或边界，为后人理解其思想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继而引发了一些理论纷争。近十年来，历史性研究视角的融入促使国内外研究者在一些早期争议问题上形成了新认识。

　　（一）对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历史地位的新表述

　　在国内学界，葛兰西被视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奠基人、当今欧洲公认的20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早些年国内理论界对于葛兰西是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争议，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趋于统一。在最近十年，研究者们热衷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去评价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如有研究者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中，年纪最小而辞世最早的葛兰西的影响力不仅是最大的，而且其思想的当代性也最为突出”；“葛兰西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之所以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可，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法西斯监狱中以近乎密码式的语言书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有研究者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文化革命研究的探索与关注，在此视阈下比较葛兰西与卢卡奇、柯尔施的意识文化革命观的异同。还有研究者将葛兰西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历史主义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尝试挖掘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所提出的绝对“历史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国外理论界对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更多是结合葛兰西早期革命实践及其后期在狱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展开的，并且强调其地位的第一性、不可超越性。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肯定了葛兰西作为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认为其开创性地回答并发展了“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没有扩大到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应该采取的替代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战略和策略是什么？”等问题。据此，霍布斯鲍姆认为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内容，并且强调葛兰西是第一位这样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蒂夫·琼斯（Steve Jones）在评价葛兰西时，突出了葛兰西思想的“文化”特色，强调“葛兰西是第一批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根本的经济关系的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卢多维卡·洛佩蒂(Di Ludovica Lopetti)认为葛兰西不仅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和书记，还是思想家和革命知识分子。他强调葛兰西能够超越同时代人解读各种现象，是“他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

　　一直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难免会受到评价者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留下时代的烙印。对于葛兰西及其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亦是如此。例如，有俄罗斯研究者指出：“在苏联，葛兰西并不被称为思想家和意识形态家。原因是葛兰西毕竟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与葛兰西的‘和解’思想格格不入。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同意，而苏联只允许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在国际层面，他更多地被视为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由此可见，只有从历史性研究视角入手，结合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葛兰西思想在各国的传播史，方能对葛兰西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作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二）对葛兰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新阐发

　　葛兰西一生致力于领导意大利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即便是在身陷囹圄之后，葛兰西也继续在思想领域战斗，对资本主义危机与统治策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的命运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这一过程中，葛兰西创造性地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使用过的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创性的新概念，如领导权、实践哲学、市民社会、现代君主、阵地战等。这些概念既表明葛兰西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也凸显了葛兰西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思考。近十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热衷于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比较分析，来揭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概念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构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哲学基础。在国内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葛兰西语境中的实践哲学是否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一部分观点认为，在葛兰西那里，实践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身陷囹圄的葛兰西来说，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是为了逃避狱中严酷的书报检查，并同当时流行的第二国际具有教条主义色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除了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外，葛兰西还曾用“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来指代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葛兰西对于实践哲学概念的使用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更加强调了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强大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另一部分观点则强调实践哲学的独创性。有研究者指出：“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反思批判和理论创造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实践哲学必然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体现为以实践为中介的、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学说；同时，根据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一致的历史主义原则，实践哲学必然要落实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展现为一种日常生活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其目的在于让无产阶级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有研究者强调，实践哲学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在看待世界的过程中摈弃静观者视角，采取行动者的视角，将认识者当作行动者的思维方式。这同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中提出的“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相契合，也是“剧中人物”相契合。还有研究者从法哲学的视角对实践哲学的提出进行了回溯，认为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受到马克思、拉布里奥拉、列宁和克罗齐思想的影响，它不仅开创了马克思法哲学研究的新视角，也揭示了法哲学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彰显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认识与贡献。

　　国外理论界也热衷于从历史性研究视角着手，分析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例如，法国的研究者们曾就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作过分析。约翰·杜埃（Yohann Douet）认为：“谈到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葛兰西开始使用‘实践哲学’这个表述，并断言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问题。这种世界观从被统治阶级的视角出发，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只有当它作为有意识的活动时，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拒绝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拒绝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努力发展着它们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既忠实又富有创造性的创新。”法国的迈克·洛伊（Michael L.wy）也肯定了葛兰西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强调葛兰西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做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或决定论的解释，而是从哲学和政治学角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总体来看，在近十年国内外理论界关于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中，不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强调葛兰西实践哲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的评价占据了主流。多数学者认为，葛兰西坚持了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实践”范畴给予了其应有的地位，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以及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充分彰显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

　　（三）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分析历史问题的新趋势

　　文化领导权作为葛兰西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描述了统治阶级不诉诸暴力或强制而使从属阶级的意识得以构造的过程。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与维护，实际就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重新塑造民众文化价值观的过程，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道德和知识上的领导。葛兰西强调，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存在具有历史性，需要持续建构与维护。一个社会集团必须在它赢得政权之前就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便赢得了政权，也必须继续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否则，就会导致领导权危机，形成统治阶级同社会从属集团的对立之势，并可能导致其统治的崩溃。

　　葛兰西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其所处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和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总结，而且也关涉未来，对于理解和解释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和政治运动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早些年国内外理论界致力于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当下社会各领域现实问题的关联不同，近年来国外理论界涌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去反思并分析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迈苏里安（Александр Майсурян）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苏联解体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苏联崩溃之前的26年中，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人——改革时代的“民主派”，一点一滴地侵蚀和破坏了苏共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之争”听上去无伤大雅，但正是这种“和平”“非暴力”的过程为未来的剧变作好了准备。这种分析无疑对我们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法国的约翰·杜埃也肯定地指出，“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并运用他的思想分析和理解全部社会现实，特别是一些历史问题”。意大利学者M迪马乔（Marco Di Maggio）也肯定了运用葛兰西思想遗产进行历史回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这种回溯“对我们理解共产主义在20世纪所遭遇的挫折至关重要，同时，它或许也将对所有具有革新性的思考和行动都有所启发”。

　　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去分析历史问题，进一步印证了葛兰西曾经预设的“过去、传统和未来”之间的连续性，关涉着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趋势、对社会主义道路及现代化谱系的理解，这也正是葛兰西思想的魅力所在。目前这种研究趋势还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为国内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预留了空间。历史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汲取经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与途径。

　　葛兰西对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创新，也对20世纪西欧国家乃至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历史性研究视角对葛兰西及其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当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通过对“五史”的学习和研究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形成，有其客观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在“五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有从历史性研究视角入手，结合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习，方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方能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时刻保持清醒。“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仍需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在严肃、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的基础上，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更加坚定自信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交出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需要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本土化与时代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葛兰西深谙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领导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同当时流行的具有教条主义色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用实践哲学这一颇具葛氏特色的哲学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精神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继承，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习近平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方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方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三）牢牢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葛兰西倡导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无产阶级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与文化道德合法性的基石。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历史性，是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持续建构与维护的。反之，则会走向崩溃。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特别是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网络空间纷繁复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叠加，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降低了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取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要积极防范、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加大对新媒体的治理与引导，牢牢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舆论氛围。

　　葛兰西的思想是与时代同行的，至今仍是欧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芒。葛兰西在其生前所作的“未完成”的政治思索，关涉着我们现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现实问题，这也决定了他的思想将会被持续地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