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汪无尽的泉源——叶圣陶最早提出诗的泉源是生活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苑轶话

　　汪汪无尽的泉源
——叶圣陶最早提出诗的泉源是生活
吴奔星
我国最早的诗刊是１９２１年９月由朱自清、叶绍钧（圣陶）和刘延凌在上海吴淞一所中学策划，并于１９２２年１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诗》月刊。他们三人都是第一代新诗人，为了有一个专门发表新诗的刊物，特组成“中国新诗社”，作为《诗》刊的“编辑兼发行者”。《诗》月刊因为主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出版，虽坚持一年多，却只出了七期，实际是不定期的《诗》刊。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诗》刊团结了当时的著名诗人６０名左右，对新诗的成长与发展起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诗》刊主要发表创作，但也兼顾诗的理论。值得大笔特书的是叶圣陶写的诗论《诗的泉源》一文，最早指出“诗的泉源”是生活。这篇文章和鲁迅后来所强调的生活是小说的泉源，都表明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２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一节，的确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理论的概括与总结。
《诗》刊因出版太早，许多研究者见不到刊物，参阅极感困难。１９８５年上海书店计划影印，以广流传。当时叶老身体欠佳，特函请定居新加坡的刘延凌先生，以９１岁的高龄写了一篇回忆录性质的序言，谈了《诗》月刊的筹备与出版经过。当时叶老的文章发在该刊第四号。这几期《诗》刊都是刘延凌负责编辑的。刘先生把诗与文的内容作了简明的回顾，表明生活是诗的泉源是我国新诗的优良传统。重温《诗的泉源》一文，更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叶老首先指出：诗人不要特殊化，“作诗”或“写诗”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事。“世间没有空虚无实，仅仅名为一个诗人的人。”他不屑空谈“关于诗是什么的问题”，只是着重指出诗的泉源是“生活”。他认为“假若没有所谓‘人类’，没有人类这么生活着，就没有诗这东西。……我们生而为人，怎能不说到生活呢？”他的解说，再明朗不过了。
叶老说生活有两种：“空虚”的生活和“充实”的生活。“空虚的生活是个干涸的泉源，也可说不成泉源，那里会流出诗的泉来？”“惟有充实的生活是汪汪无尽的泉源。说到泉源，就是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这不只是写在纸面，有字迹可见的诗呵！——当然的，写在纸面，就是有字迹的诗。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什么紧要的关系，总之，这就是诗了”。叶老的话，实际是论述诗人的本质。只要是深入生活的人，都会有诗，区别在于写出与否而已。叶老正是从“人皆有诗”的根本观点出发，纠正当时有些诗人自视特殊，似乎高人一等。他说：“我尝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富。我又想，这或者不是妄想吧？我们将以‘诗人’两个字加到那一类人的身上呢？若说，凡是生活充实的人便是诗人，似乎有点奇怪；或者专以称呼曾经写出些诗来的，又复觉得不安。……只将‘诗’人去称呼他们，对于同他们一样地具有充实的生活的其外的人，又将怎样呢？”叶老当时这些话，并非走极端，也非脱离创作实践，而是有感于自白话诗创建以后，有些生活空虚的人写的诗，只具诗之形而无诗之实。因此，他在指出诗有写出来的和没有写出来的两种之后，仍复归结到只有生活充实才能写出好诗来。他说：“因为生活充实，除非不写，写出来没有不真实，不恳切的。”
至于生活空虚的人，则与此相反。叶老当时是从二者尖锐对立之处发言。他指出：“生活空虚的人，也可以写诗，但只是诗的形罢了。……所以到我们眼睛里的诗，有满篇感慨，实际却浑无属寄的；有连呼爱美，实际却未尝直觉的。情感呢？没有；思虑呢？没有，仅仅具有诗的形而已，汲无源的泉水，未免徒劳；效西子的含颦，益显丑陋。”这正反两面的话，可算是一部“诗美学”的缩影，对近来那些脱离人民、疏远生活，专写所谓“内宇宙”，以歌唱“自我”为中心并自诩为著名的诗人以高视阔步者，难道没有一点儿启发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