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为今用”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漫谈“古为今用”
李侃
走进琉璃厂东街，路北第一家古色古香建筑的门上，赫然挂着“孔膳堂”的金字牌匾。原来“衍圣公府”上的贵族宴席，“商品化”为与众不同的餐馆了。据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叫“饮食文化”。“孔膳”是儒家祖师家传的菜肴，琉璃厂又号称“文化街”，孔膳堂开设于此，可谓名正而言顺。不独“孔膳”而已。现在还有不止一处新造的“大观园”和什么“红楼梦宴”，以及唐舞、宋、明一条街等等。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他们二人名气大，影响也深。如今大兴旅游，古董值钱，洋人好奇，国人好古，用“孔膳”和“红楼”之类招徕游人，吸引食客，开辟财源，积累资金，未尝不失为一个妙法。至于“孔膳”是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老夫子亲自享用过的酒席，“大观园”是不是贾府上的原样儿，不问也罢。
由此，忽发联想：这不也是一种“古为今用”么！然而再一想又有些疑惑，觉得这种“用”法似应适可而止，倘如照此法门，无休止地“用”开去，恐怕真会弄成不伦不类的了。
“古为今用”这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悠久而深厚，丰富而多采。现代的人们对它用什么，怎样用，学者们至今讨论不休，报刊上时常见到关于历史和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等问题的文章与报道，就是为此而发。有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的；有说古代杰出人物的言行品德，可资启迪，值得效法的；有说古代的发明创造和古代英雄豪杰的智慧气节，可以激励后人、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的。所有这些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谈。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总要从古人那里继承有益的文化遗产，吸取有益的精神滋养。不过，这种继承和吸取，却没有开“孔膳堂”、造“大观园”那样方便；这些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不像摆在仓库的物质材料，可以随意挑选，拿来就用，立见效益的。
怎样处理古今关系，是中国历来学者们探讨的一个大题目，“博古通今”被他们看成是做学问的极致。东汉王充的名言是“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叙论中，讲了一通封建帝王的“治国”之道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以今之宜治今日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可见，在古与今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今而不在古。王充和王夫之都是封建时代的大思想家，如果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博古通今还有可能的话，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时代，情况可就不同了。“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之“古”，未必“通”社会主义之“今”；“温”封建时代之“故”，未必“知”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新”。那末就不要“博古”和“温故”了吗？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怎样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处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正面的典范性的事例，也有反面的荒唐的“样板”。正面的例子可以举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具体生动地以古代典型战例，有力地论证了以弱胜强的事实，说明只要指导正确，战略和战术对头，日本侵略者不但可能被打败，而且是必然要被打败的。还有他的诗词，形式格律都是“古”的，而思想意境却完全是新的。此外还可以举出鲁迅、郭沫若等善于“古为今用”的思想文学巨匠。反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要数“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搞的“评法批儒”、“儒法斗争”一系列的“影射史学”，以及“批周公”、“批《水浒》”等把戏。结果把古今都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无产阶级有与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鲜明的阶级爱憎，但是却没有狭隘的阶级私利。它要科学地继承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却不需要像革命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那样，请出古代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语言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也不需像康有为那样，明明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变法”，而却要打出“孔子改制”的旗号。
古代哲人和英雄豪杰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固然有很好的哲理治道和雄才大略，足资赞美，足资敬佩，应该批判地吸收，但是却不能以此作为“古为今用”的出发点和落足点。因为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真理和道德。因此，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就不会有像“孔膳”和“大观园”那样古代现成的东西，供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拿来就用。
　　　　　　　　　　　（原载《真理的追求》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