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
中国素以典籍丰富闻名于世，两千年中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四次大发现了。
汉武帝末年“古文经书”的发现。鲁恭王刘余从孔子家墙壁中得到《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都是汉以前用篆文写就的，被称为“古文经”。它的发现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
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的发现。在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中得竹书数十车。晋武帝命荀勖次编辑为《中经》，因其是在汲郡墓冢中挖掘出的，史称《汲冢竹书》。汲冢书除经（《周易》）、史（《竹书纪年》）、卜筮书外，还有辞典类的《事名》、画赞属的《图诗》等。
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文字历史提早了几百年，使商朝历史研究有了可信的史料。
１８９９年敦煌宝藏的发现。敦煌宝藏原藏敦煌石室密洞中，藏书总数达２万余卷，大部分是佛经、道经，还有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图经、方志、医书、历书等，涉及范围极广。这些藏书是研究我国近二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
　　　　　　　　　　　　（７月１７日《农民日报》汪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