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才的“小气”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茶楼

　　袁子才的“小气”
　　刘克定
　　清人袁子才，一爱藏书，二爱养花。他的花园可以任人自由进出，不收门票，也没有保安把守，甚至连围墙也没砌，原因是山坡地势不平，难加砖石，所以索性对外开放，“任人来看四时花”。每到花季，游人如鲫，“随园”的名字，因此无人不知。袁公藏书也多，而对书，他就没有那么大方了。有人来向他借书，他要唠叨好一阵子才肯借出。有黄允修来借书，他就说了许多话：“书是不借不会去读的，你知道藏书的人是很多的，像‘七略’、‘四库’这类书，是只有皇帝才有的，但是有几个皇帝去读它们？富贵人家里的书更是汗牛塞屋，多得不得了，而富贵人家又有几个认真去读的？至于上辈人积攒，到子孙手里就丢弃、糟蹋的，就更不用去说了。不仅读书如此，很多事情都这样。非得从人家那儿借来的东西，担心人家追着要还，这才赶紧把玩不已，因为总想着这东西今日在，明日就要归还，再也看不到了。而一旦归自己所有，则必然束之高阁，收藏起来，心想：姑且以后再看吧。”
　　“我小时候很爱读书，但家里贫穷，很难读到。有个姓张的先生，藏了很多书，我向他借，他不肯，我回到家里，晚上做梦都想着那书。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读书特别用功，每读一本书，我就反复背记，做到过目不忘。当官后，有钱买书了，书买得很多很多，堆在那里，时常沾满蛛丝和灰尘。于是觉得借书读时是多么用功，少年时刻苦读书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袁枚《小仓山房集·黄生借书说》）他借书给黄允修，说了这么多，意思是要他有书赶紧读，读完及时归还，并说明并不是我袁某人小气，比起那位有书不借的张先生来，我袁子才尚不算小气的。是我不幸遇到张公，还是你有幸遇到我呢？不管幸与不幸，你还是快读快还吧。
　　借一本书，听这么多的唠叨，还不是小气吗？我觉得，这小气也有小气的道理。没有书读时，向人借书读，怕人催还，于是拼命读、记、背。而有了钱买得很多书以后，就懒惰了，没有了紧迫感。
　　我是赞成袁公的看法的。要认真学点东西，认真读点书，就应该克服惰性。昨夜读到一个故事，说是借书也有不读的：宋朝李世衡是个学士，喜欢藏书，有一本晋人墨迹，放在儿子李绪手中，长安石从事曾经从李绪那儿借去，私下临摹了一本，献给文彦博，说是真迹。一天，文彦博会客，拿出字画给客人欣赏，正好李绪也在场，一见此帖，惊讶地说：“这是我家的东西，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急命人回去取来验对，方弄清文的这本帖是临摹本。李绪也才明白是石君把它传出来的，便把真相告诉文彦博。但文彦博当时地位很高，客人们黑白不分，硬说文潞公所收藏的是真迹，李绪所收藏的是摹本。这就是借书者意不在读，而是为功利所驱，另有所图，动机不良，对这类借书者，就得多长个心眼儿，不然就做好不讨好。
　　现在藏书藏字画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些是为读、为研究而藏，也有不少是为藏而藏，只是搜罗各类版本，珍藏起来，成为收藏家，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认识几位这样的收藏家，那书籍真是汗牛充栋，浩若烟海，各种典籍、名著的珍本、善本、孤本，甚至百衲本，应有尽有，而在识别各种盗版、摹本方面，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是不能不令人赞叹的。但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专门搜奇猎艳，弄虚作假，比宋朝的长安石从事的手法更恶劣，采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等等不正当的手法，将人家的正版复制过来，“精心”加工后，拿到市场上兜售，以假乱真，发不义之财。
　　我为什么说袁子才小气得有道理呢？原因也就是这么两个：一是叫借书人有书赶紧读，不要怠惰。二是如果有人想“借”他藏的珍本、孤本、善本去做手脚，也就没那么容易，相信袁公有他的另一种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