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传德与八百贫困户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徐传德与八百贫困户
新华社记者 张传宣
治穷的“药方”
１９８３年秋，在大别山腹地——安徽岳西县南庄乡，“爆”出这样一条新闻：“小能人”徐传德拿出筹集的７８００多元现金，将村里一片２２００多亩荒山——雷公崖承包下来造林了！在“鸡蛋换油盐，缺衣又少粮”的特困山区，７８００元可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山上虽说建了“绿色银行”，但在短期内不能取息生利，并且还得继续投资。那么，广大群众眼前的难关如何渡过？发展畜禽见效快，但又与造林有矛盾。尤其是当地养猪习惯于煮熟食喂，育肥一头猪要烧柴一二千斤。这个难题不解决，造好的山林也保不住啊！
徐传德为此到处求计，四进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叩响国家专利局大门的农民。在首都科技界的帮助下，他得到最佳饲料配方，办起了配合饲料厂，经过北京专家的精心设计及徐传德的反复试验，一种全国独一无二的神奇“催肥剂”——高蛋白饲料精又在大别山的深处问世了！想到砍柴与护林的矛盾将因此而缓和，徐传德满怀深情地为它注册商标——“长绿牌”。
数年的奋斗，使徐传德一跃成为全省荒山造林和推广科学养猪的先进典型，并且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我就把扶贫款交给你”！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新上任的省长卢荣景访贫问苦来到了南庄乡最贫穷的水口自然村。当他了解了徐传德推广科学技术养猪扶贫的做法后，紧握住他的手说：“那好，我就把扶贫款交给你，能扶多少扶多少。你要是帮助水口村脱了贫，我亲自给你戴大红花！”
徐传德心里热乎乎的，他当然知道这几句话的份量有多重！
徐传德把饲料厂、养猪场当作扶贫的“大本营”。为了给贫困户提供“一条龙”的全面服务，一批良种公、母猪引进来了，使仔猪来源有了保证；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科技养猪服务队产生了，负责挨家挨户技术指导……半年后，１００户饲养的１０００多头猪相继育猪出栏。将成本除去，每户人均纯收入竟达２７０元以上，全部达到了脱贫标准！
转眼到了１９８８年春天，徐传德做梦也没想到，大别山人民把他推选当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从北京一回来就对这几个乡的贫困户摸底访问，确信以发展科学养猪为突破口同样可以奏效。但这么大范围怎么个扶法？他取得各乡村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从贫困户中挑选出接受能力强的２００人成立了“南庄养猪协会”，每个乡分别派技术骨干巡回辅导。一个以养猪协会为龙头、以饲料厂为“大本营”的科技扶贫网络很快“织”成了。国家给他扶贫贷款２０万元。
徐传德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等到１９８９年春徐传德二进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时，水口村３１户联名写信向省长卢荣景报喜，科技扶贫使全村出现“五个第一次”：
第一次家家宰杀年猪，第一次户户有了存粮，第一次人均年收入增加１００多元，第一次吃上了洁净的井水，第一次被评为文明村庄。
不脱贫不脱钩
在穷困落后的大别山区，除了计划生育，扶贫被称为“天下第二大难”！共产党员徐传德扶助那么多贫困户，有谁知道他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吗？请看水口村“三徐养猪风波”。
“三徐”，即徐家法、徐声初、徐沙生三个“特困户”，他们子女多、没劳力、没文化，有的长期病歪歪的，有的有残疾。他们穷惯了也就麻木了，反正年年有救济。徐传德和乡领导不知做过多少次思想工作，这３户的积极性总算调动起来了。但没过多久，个别不三不四的人就向这三户吹“冷风”：“一下子养这么多猪，肯定要亏本！”“你们这是给徐传德做帮工！……”
这一来，三户又疑虑起来。徐声初之子徐观云嫌养猪又脏又累，就把这差事交给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敷衍着，还克扣２０００多斤配合饲料偷卖外地，又偷宰了１头肥猪和３头半拉子猪。
徐传德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一方面反复开导，一方面又从饲料厂派人督促指导。徐家法、徐沙生两家５个月下来，分别出栏肥猪１９头、盈利２０００元左右。徐观云却执迷不悟，不但没盈利还亏损４００多元，他的父亲徐声初见到徐传德十分内疚：“传德，你一片真心待我，可我那孽障不争气呀！我骂得狠了，他还打我！”老汉竟呜呜地哭起来了。徐传德心情十分复杂，他拉起老人的手抚慰道：“不脱贫不脱钩，我还要扶你！”
徐传德扶起了８００贫困户，也在群众面前为党增添了光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