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范永垂后世 精神光照人间——纪念父亲金源去世一周年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教范永垂后世 精神光照人间
　　——纪念父亲金源去世一周年
　　金胜利 金戈 金霞 金胜光
　　今年的3月7日是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的日子。我们这篇纪念文章的题目是取自父亲的生前好友、原国民党战犯蔡省三将军写给母亲的唁电中的悼文。父亲走得很从容，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我们说点什么就匆匆离去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言行教诲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有责任将父亲的高尚品格继承和发扬下去。
　　父亲一生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公众对于父亲的了解也大都来自媒体上介绍过的关于改造末代皇帝、改造日本战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报道文章。我们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正直，顾全大局的严师。
　　“文革”中的父亲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母亲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机器”。长大了我们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一个既特殊又重要的工作。他何尝不愿意和家人在一起，只是身不由己。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才有机会较长时间地，而且是近距离地看父亲。
　　“文革”期间，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未能幸免地遭到了冲击。我们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记得在1970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父亲从干校回家，将当时正在昌图插队的金胜利和在沈阳新城子插队的金戈召集回家，告诉我们准备搬家到辽宁省清原县马前寨。与父亲共事多年的老同事都来劝阻说，“所长，还剩五天过新年了，等过了年我们一起走吧，眼下去农村冰天雪地的也不知安置得怎么样？就是大人能行，孩子恐怕也吃不消。”父亲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次搬家比起1950年的大搬家又算得了什么。原来1950年10月15日周总理电告东北局和公安部，由于朝鲜战局吃紧，将抚顺关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哈尔滨。中央要求北迁的路上，“不跑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保证全部战犯安全转移”。就当时的困难条件，带着千余名战犯搬家，那时也只用了三天时间。父亲说，这里已不再需要我了，我又何必多呆上几天呢。就这样在1970年元旦前两天，我们全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山区，在这里开始了农村生活。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和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生产队缺钱买种子，父亲就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工资拿去买种子；队上要接电，没钱买电线，父亲就把钱送到队长的手里。一些农民家里有了困难，他们都愿意找我的父母帮助。在农田里，父亲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和当地的社员一样吃苦耐劳不甘落后。
　　1971年春节，一家人团聚吃年饭（这时我们家已经搬进专门给“五七”干部盖的房子里，条件也比以前大有改善）。父亲一高兴多喝了点酒，借着酒兴向我们很郑重地说：“真让我们在农村扎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有种预感，我在农村的‘再教育’很快就会结束的。我就不相信，党培养我们20年，就这样把我们放在农村不管了。”父亲那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早晚有一天我会重返工作岗位。”
　　父亲说了这番话不到4个月，在5月的一个深夜，寂静的山村里狗在狂吠，不时还有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没多大工夫，嘈杂声越来越近，最后到了我家门前。父亲开门一看，原来是战犯管理所的3位同志，母亲看了看时间，接近凌晨3点钟，她非常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来人连忙解释说，是接父亲到北京开会。
　　父亲走了快10天了，我们每天都在焦虑和期盼中度过，终于父亲来信了，信是从北京发来的。信上说，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之后，周总理对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为落实总理指示，公安部召开全国战犯管理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公安部及各省公安厅军管负责人外，还有济南、太原、内蒙古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监狱等5所监狱的军管负责人，而只有父亲一人是直接从“五七”干校来的，这次能让父亲参加会议还是周总理亲点的。
　　半月之后，父亲回来时我们家无比热闹，许多“五七”战士听说后都来祝贺，其实他们是想通过父亲的事情来分析中央对落实干部政策的信息，父亲的话终于应验了。不久，父亲带上包括母亲在内的6名“五七”干部首批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改造战犯时的父亲
　　不论是日本战犯，还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特赦后有很多人成了父亲的好朋友。其中现定居在香港的原国民党战犯蔡省三伯伯就是我家的老朋友。蔡伯伯时常和我们谈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经历。蔡伯伯在抗战时期就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对苏共党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及1938年的大整肃，他能讲出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在蔡伯伯的纪念文章中对父亲的评价是：金源先生是一位“改造人的艺术大师”。从他身上，充分展示了艺术最重要的素质———真、善、美。
　　父亲做事很有针对性，也很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做战犯的思想转变工作。抗美援朝期间，战犯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末代皇帝溥仪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必先杀了他。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他们还不相信呢。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军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战犯管理所参观时，父亲请他为战犯作一场报告。
　　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将军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陈将军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使战犯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大。父亲和全所工作人员抓住有利时机，组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看重美帝，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思想；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他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为他们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用人格感召人的父亲
1961年，父亲和管理所的管教刘芳叔叔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管理改造工作时，在天安门广场上遇到了被释放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玮老人。他把父亲来北京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的消息告诉了溥仪，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半，溥老特意给父亲打电话说要见父亲。溥老凌晨1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到3点多钟才回去。溥老说，见到父亲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父亲出差到北京，这时溥仪已患了肾癌，父亲得知后，带上一些水果去协和医院探望，病中的溥老见到父亲百感交集，因为这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彼此能见上一面是多么的不容易。
　　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历程的归国日本战犯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就是被免于起诉宽大释放的1017名和被判刑的45名战犯归国后成立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总部设在东京，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了支部，“中归联”是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为宗旨的一个组织）他们把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做新生的“母校”，把所长当做是帮助他们认识真理的“恩师、校长”，把管教人员当做是重新做人的一面镜子和良师益友。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从6月21日至8月21
　　日，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回国，父亲和管教人员每天连四五个小时的睡眠都保证不了，就更甭说回家了。
　　日本战犯是从天津上船的，临别时，他们拉着管教人员的手挥泪告别。并表示，有机会一定请管教所的恩师访问日本，他们将来还要组织“谢罪团”到中国正式谢罪。运送战犯的日本“兴安丸”船长见此情景非常感动，他说：“这种惜别之情真少见，我都想哭了。”
　　他们一登上日本的舞鹤港，首先发表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派代表向日本国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补发被关押期间的工资、退休金，保证就业，分配住宅。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就列队到国会静坐，迫使国会不得不召开“特别委员会”，答应了他们的部分请求。
　　父亲曾多次去日本访问，每次都要参加大量的活动，演讲，会见新老朋友。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归联”老龄化后，如何延续“中归联”的组织和精神就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父亲为此花了很多的心思，有时一年里要去日本两次，回国后还要经常接待日本友人的来访。父亲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党委书记时，还挤时间翻译出版了《中国归来的战犯》、《我的忏悔》等书籍。父亲总是强调时间不够用，以至于几次体检都错过了，2000年底父亲从日本回国后，明显消瘦，2001年5月经北京医院确诊患了肺癌。
　　父亲一生是在用自己的人格感召他人，用他的思想情感沟通他人，用他的精神影响他人。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所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了。您所牵挂的“中国归还者继承会”于去年4月正式成立，并用组织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再次吟诵蔡伯伯写给您的挽联来寄托我们的哀思，“金玉良言教导战犯改恶从善；源远流长启示后代爱国亲民。斯人逝矣，精神长存！”敬爱的父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