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同喜同喜》：笑谈乡村新与旧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

电影《同喜同喜》：
笑谈乡村新与旧
颜敏
　　在中国现代化刚刚迈出艰难第一步的20世纪初期，民族的先驱者们就把农民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沉痛地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主体的农民，应该如何顺应和完成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转变？他们的关注和思考无疑切中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症结。中国原本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与农民的现代观念的转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和前途。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与思想观念从整体上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极不平衡也极为复杂，它既体现在地域上，还表现在个体身上。中影集团公司和江西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故事片《同喜同喜》，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种现象，即使是物质生活已经富裕的农民，思想深处依然积淀着封建宗法观念的残余。常老三和吴老四分别是养猪专业户和养鸭专业户，应该说属于先富起来的农民。他们生计无虞但却面临着相似的生活苦恼。吴老四是“纯女户”，欲给小女红豆招个上门郎。常老三虽有三个儿子但因两个儿子都生女儿而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冬瓜身上，所以反对冬瓜“嫁”给红豆。于是这两位老人围绕着儿女的嫁娶问题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较量，而作为当事人冬瓜和红豆却尴尬地夹在无休止的争斗之间。在常老三和吴老四的观念中，儿女婚姻的要旨在于传宗接代的生育功能，至于男女双方的情感基础则似乎无关宏旨，这表明在一些地方富裕农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远远没有他们物质生活的变化那么快。
　　从艺术风格上讲，《同喜同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喜剧性。这种喜剧性是由电影主要人物常老三和吴老四本身的喜剧因素和作者编导以喜剧方式批判电影主要人物的主观态度相结合中产生的，因而显得比较和谐。具体地说，一方面由常老三和吴老四现代的生活方式与陈旧落后意识的矛盾，以及这种落后意识与变化着的时代物质条件，与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的矛盾，构成了他们身上的喜剧因素。另一方面，作者编导从理性上把握了人物生活和性格中的喜剧性矛盾，并以善意温和与同情的态度讽刺与批判人物落后的意识，在笑声中传达出警醒的题旨。
　　这部电影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以简洁明快的手法宣染农村的现代性。如果说老一辈农民身上还存在着一些因新旧时代交替而造成的历史痕迹的话，那么年轻一代的农民则完全祛除了残存于乡村中的陈腐气息，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想观念，都紧随时代的前进步伐。与此相契合的，是电影的叙述结构、节奏、音乐和画面均明快而生机盎然，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农村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我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因农村而艰巨，因艰巨而伟大，只有真正触及并深入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作品，才能真实地显现出中国现代化的伟大。（附图片）
（左上图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