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纪念戈公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
——纪念戈公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邵开泉　蔡云
戈公振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生于１８９０年，卒于１９３５年，江苏省东台市人。戈公振先生是本世纪２０年代前后、３０年代初期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进步记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和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业史》，是一部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我国新闻发展历史的专著。这部厚达３８０多页、长约２００多万字的巨著，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奠基之作。在此以前，我国虽然有人阐述报刊发展的历史，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搜集、整理和编辑了如此丰富的史料。这部专著中关于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外国传教士报刊的概述，关于维新派报活动的概述，还有在附注附录中保存的许多报刊发刊词、叙例、章程等等，至今仍属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自１９２７年出版以来，一直风行不衰。解放前４次再版，解放后又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成为中外报刊研究者的必读著作，同时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日本人小林保曾将它译为日文，更名《支那新闻学史》，列入《支那文化丛书》之内。
《新闻学撮要》是先生根据美国新闻学者开乐凯的有关著作编译而成的第一本新闻专著。初版于１９２５年２月。在这部专著中，先生能从中国报界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必要的整编，附加了许多插图，使之成为当时我国新闻界颇受欢迎且具有应用价值的专著，梁启超特为此书写了序言，其中评价道：“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视职业，与此书之有裨后来者也，爱为之序”。先生创办的《图画时报》，使我国画报的印刷技术由“石印时代”跃入“铜版时代”，在中国画报史上揭开新的一页，开中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之先河。十年之后，先生主编的《申报图画周刊》，无论在思想内容、编排技术、还是印刷质量方面，又比《图画时报》有了明显的提高，深受读者欢迎。邹韬奋先生认为，先生所编的《申报图画周刊》可与《纽约时报》的《星期画报》媲美。先生在《申报》报馆工作期间，亲手创建的剪报资料科学管理制度，出类拔萃，达到当时我国报馆中最完备的一流水平。先生还在繁忙的工作中到上海各著名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组织报学社，开办报纸讲习所，举办报纸展览会，为培养新闻界的新生力量和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孜孜不倦地培育人才。
戈公振先生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我是中国人”这句名言，就是先生爱国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他采写的大量的新闻和通讯报道，无一不体现爱国之情。１９２７年初，先生第一次自费出国考察，抵达日本时，即以一位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洞察日本当时正利用所谓“无寇纪念会”，灌输和煽动日本国民侵略我国东北乃至鲸吞中国的野心，立即写下《旅日新感》和《旅日杂感》等通讯，向国内人民疾呼：“满洲是我国东北的门户，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就一天不能‘高枕而卧’。但是我们没有实力，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能戮力同心的紧防着人家再来捣鬼，一而再用远交近攻的手腕赶快生聚教训起来”。他及时向国内人民敲响了警钟。
１９３２年３月，国际联盟委派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日本的侵华事件，先生以唯一的中国记者身份随团采访，历时６个月，行程近３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遭到伪宪警逮捕，幸获释放。他写下著名的《到东北调查后》等通讯，在这篇通讯中又一次向国内人民疾呼：“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我危词耸听”。文章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制政策，无情嘲讽了国际联盟这个假面具，指出：“国际联盟又是个纸老虎”。热情歌颂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极力主张“其势非与全民族共同奋斗，打出一条生路不可”。此后，先生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特别大会时，又多次疾呼：“关于东北问题的法理之争，至此告一段落。此后纯为事实问题，不是日内瓦所能解决，而是要中国自己奋斗的”。１９２７年８月，先生应邀参加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在大会讨论议案时，先生第一个登台作了《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为我国新闻业在国际上取得合法权利呼吁，并严正指出西方某些报刊歪曲我国抗日运动的错误报道。发言一结束，会长彭汉子爵立即起身祝贺道：“倾聆戈君演讲，能言善辩，深为敬佩，鄙人谨代表全体，向戈君致谢”。
戈公振先生在苏联工作期间，出于一片爱国报国之心，竭力将中国的优秀文化向国外介绍，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第一次到苏联办画展，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著名电影女明星胡蝶等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演出，都是由先生联系和安排的。文化艺术交流的成功，“成为中苏两国合作之基石，使两国人民益加认识”。
１９３９年秋，在国难当头之时，先生应邹韬奋等人的邀请，毅然从苏联回国，重新筹办代表人民喉舌的《生活日报》。不料回国不久，竟猝然谢世。弥留之际，先生唯以未竟事业为憾，留下“我是中国人”这句名言，还嘱咐将他的身体送给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