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则“附记”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想起一则“附记”
傅璇琮
前些天看《光明日报》５月２日的《史学》副刊，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不意发现吕叔湘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吕先生是语言学家，却在历史学的副刊上发表有关史籍介绍的书评，不免引起我的兴趣，就不管这一版面上题目看来重要得多的几篇宏文，专心读了这一豆腐干式的短文。
说是豆腐干式，确也不错，我曾大致数了一下，全文只不过７２０字光景，加上标题的位置，也不过８００多一些。写得极朴素。不过７００来字的文章，讲出了全书的主要优点，举出了读者看得明白也看了信服的例证，而行文又清晰、自然，真是一篇难得读到的书评。
吕叔湘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权威，他的几本论汉语语法的专著，我在大学时是作为教材研读的，工作以后因为忙，读他的专门论文少了，但仍不时读到他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英国文学的小品，感到非常有味道。却没有想到，他能放下大学者的架子，破门而出，写史学方面的小文章，而又写得那么普普通通，似乎很不起眼，却又是那么富有见地。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吕叔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新整理出版的某些古籍中标点上的错误，题目叫《整理古籍的第一关》。这篇文章引起了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反应很好。文中引了唐人李济翁《资暇集》中一句话：“学识如何观点书。”吕先生把“点书”是作为句读或标点来理解的。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中年教师吕友仁，是７０年代末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的，与我相熟，他写了一篇小文章给我，提出与吕先生意见不同的理解，认为李济翁的所谓点书，系指音训而言，其含义是在一个字的某个角上用红笔加个点，以表示该字的正确读音，这是一种标音手段，是当时的习惯作法，而与“句读”无关。
吕友仁同志的文章，意见新奇可喜，论证详细平实。他作为晚辈，不敢直接寄给吕先生，只叫我看看。我觉得文章写得很好，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告诉吕先生了。吕先生很快从我处要了去，过了不多久，复信告我，说他已将此文推荐给《中国语文》，并已直接与吕友仁同志联系。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的《中国语文》刊登了吕友仁的文章，文后吕先生还特地写了一则“附记”，其中说：“早些时在傅璇琮同志处看到这篇文稿，很高兴有人指出我引书不加审核，因而误解文义。当初我确是看见别人文章里引用《资暇集》和《日知录》，没有去核对原书就引用了。这种粗疏的学风应该得到纠正。”
读了这几句，我真是非常感动。吕友仁怎么能同吕叔湘这位大学者相比呢？但大学者却把这位晚辈的纠误之文主动推荐给语言学的专门刊物上登载，还特地检讨自己写文章时的疏忽，并把这一疏忽提到学风的高度。至此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古人所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也真正理解了“盛德”这一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