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化不得

第8版()
专栏：读书随笔

简单化不得
柏园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其间交织着这种和那种的矛盾。人们如果对它加以简单化的处理，说好就一切皆好，说坏就一切皆坏，那么必定要大碰其钉子。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主张对具体事情进行具体分析。在学术探讨上当然也是如此。把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某些阶级、某些思想，按照表面现象加以“分类”，然后一一贴上标签，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结果往往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是探求真理的大敌。不过，进行具体分析却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这一点上，常常请教经典著作，学习它们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于开动自己的脑筋，“切除”简单化的“思路”，是大有益处的。
举一个例。恩格斯的著名历史作品《德国农民战争》写的是十六世纪初叶德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不同的读者自然会从这里汲取到各种养料，但是谁读完了这本著作都会立刻领悟到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是解剖社会矛盾现象的一把钥匙。读过恩格斯在这书中的生动具体而且合乎逻辑的分析，有许多存在或闪过我们自己头脑里的简单化的想法，或者简单化的“常识”，受到了致命的摧毁。比方说，贵族不都是大地主吗？不都是压迫农民的统治者吗？被称为贵族的人们，必然是反对农民运动的吧？——在十六世纪初叶的德国具体条件下，事情却并不尽然。那时贵族这一等级起了分化，在上层的即高等贵族中，出现了掌握实际权力的诸侯；中层的贵族正向两极分化，或则上升而为诸侯，或则下降而为骑士——这就是下等贵族。诸侯在农民运动中最是心惊胆跳，坐卧不安，但是他们最阴险、狡猾、背信弃义，因此最终分化和击溃起义群众的就是他们。骑士当时却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贵族，他们既不满皇帝对外软弱无力，又不满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更不满僧侣的巧取豪夺；他们那时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要进行贵族式的“改革”，当这些“改革”显得无效，而农民已起来反对诸侯和僧侣时，这些贵族的下层，却为了保全自己的城堡，到处被迫参加农民的起义。贵族而能参加农民起义，岂不是奇闻？但在十六世纪初叶的德国，这是客观现实。
又比如说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这是一种常识。当时农民革命斗争的对象之一就是僧侣，这也是一种常识。但是能不能简单地推论说，僧侣都是农民运动的死敌？不，不能。当时德国政治活动中的显赫人物——牧师闵采尔不但不是死敌，反而是农民运动的领袖。怎么一回事？存在我们脑筋里的简单化的思路只能说出一句话：此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一句话却又不能解决问题。据书中分析，原来那时僧侣也起了分化，成为两种等级，头一种是贵族僧侣（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等），本身或变成诸侯，或依附诸侯权贵，千方百计榨取自己的教民；另一种是由农村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平民集团”，这批人出身清寒，薪给微薄，生活上和群众接近，自己也受着贵族僧侣的压迫，很得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因此当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有许多人为农民和平民奔走呼号，若干人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少数人如闵采尔等为农民和平民的解放事业上了断头台。这样一分析，就很有说服力了。
在这本辉煌著作中，恩格斯对于其时其地非常复杂的社会阶级、等级、集团，其间的矛盾斗争，分析得如此深刻而具体，使人们在事变之后几百年读了，也还仿佛置身于那时的斗争环境里，并且不由自主的汲取了应得的教训，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想，至少有一条，是因为经典作家熟练地掌握非常锐利的武器：对当时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具体的阶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