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海是我的寻找——访杭州大学汪飞白教授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诗海是我的寻找
——访杭州大学汪飞白教授
高宁文 苗地画
汪飞白，１９２９年出生，５０年代以诗歌翻译成名，８０年代又以一部《诗海——世界诗歌史纲》（漓江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世界诗歌史”研究的空白。他自称“业余学者”。也许正是不拘藩篱，饱经沧桑，才铸就诗海般的胸怀。谦和的外貌，包裹不住他的自尊和自信：我与诗相通；诗海是我的寻找……
记者：最近，您的专著《诗海》出版。这部书洋洋６０万言，融诗作、诗史为一体，大致勾勒了世界诗歌史的概貌。是什么力量推动您涉足茫茫诗海？
飞白：我一生热爱诗。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人塑造诗；诗也塑造了人，塑造并丰富了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但我国对世界诗歌的研究仍嫌薄弱。外国文学史中，诗歌占很重要的位置。然而翻开我国编纂的这类专著，关于诗歌的介绍不多，而且内容大都侧重于荷马、但丁、歌德、拜伦、雪莱等人以及他们的几部叙事诗，这无法概括世界诗歌的全貌。事实是，世界诗歌７０％以上是抒情诗……
记者：外国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启并不亚于其它文学样式。
飞白：东西方诗歌的交流不自今日始，并曾在中外诗歌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辞章。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面对整个诗歌世界。于是，应广大诗歌爱好者的要求，我在近年来我开设的《世界诗歌史》等课程的讲稿基础上，编写了《诗海》。它构不成什么体系。它只是一叶扁舟，愿它在诗海中遨游。
记者：您勾画世界诗歌史纲的依据是什么？
飞白：诗史若不被划分为思潮流派，会成为汪洋一片。但诗又是活的，动荡的，很难把它纳入类别的框框中。我认为，诗歌是一个情、理、美三极的张力场，真正的诗歌都位于这个场内。即使各各倾向于一极，也是不能脱离其它两极的。如现实主义诗歌偏重于理的一极，但它并不排除情以及艺术美、形式美。同样，被我们称之为唯美主义的诗歌尽管偏重于形式美的一极，但美要有所依附，因此，这类诗歌不可能完全排斥情和理，其中一些诗不乏情趣和理趣。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您对诗歌史的分析模式与在我国曾流行一时的观点有所不同？
飞白：我参考了传统的分析方法，但并不盲从。我主张眼界开阔些，取舍宽泛些，依据世界诗歌发展的实际，依据作品本身的成就来描述诗歌史。譬如被认为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在我国以往编写的外国文学史中很少谈及。我依据手中的资料，对这一时期的诗歌概貌作了较多的分析填补工作。维多利亚诗歌含有唯美主义因素，但并不完全属于唯美主义。这一时期，重情感、重主观的诗风让位于重现实、重客观的诗风，传统的重功利的诗教让位于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强调诗的独立价值……其中包蕴着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传统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诸般特点。因此，维多利亚诗歌是研究世界诗歌流向的不可或缺的链条。对这一时期的诗歌，我给予了较多的篇幅，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记者：支撑诗史的框架确定后，您如何选择诗作呢？
飞白：这方面，我依赖自己的诗感。书中大多数诗作是我从原文直接挑选并译出的，只有日文、阿拉伯文我一窍不通，借助了其他译者。当然，这样作也带来了局限性，如东欧诗作因资料匮乏几成为空白。
记者：有学者认为，《诗海》这样的专著似应博采众家的译作。
飞白：翻译外国诗，我有自己的主张。诗似一个晶体，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它的诸要素包括词意、音韵、节奏、意象等都有机地连在了一起。因此，我读诗译诗重在感受，不重一字一句的模拟。我愿意按照我个人对诗的理解和感受统一《诗海》的风格；另一方面，亲自体味不同文化背景的诗歌，更有利于从全局把握世界诗史。
记者：《诗海》的译作涉及十几种文字，您如何掌握这样多的语言？
飞白：从儿时算起，我一生中只在大学受过３年英、法文训练，其余的时光是在战乱中以及革命军旅生涯中度过的，直至１９８２年从部队复员回大学教授外国文学。我的语言知识来自传教士、留美学者、东欧苏联专家……来自图书馆、军营、行军路上……语言这东西，精通有代表性的几种，其他就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果说，我刚参加工作就当了军事翻译是服从革命的需要；那么几年后，当我翻译的外国诗歌一部部地出版时，则要归功于诗神对我的厚爱了。不过，这些外国诗歌译作不是产生于书斋里，而是在行军和训练的间隙，在马背上和吉普车里吟咏出来的。那时，我已是一名军事参谋了。
记者：您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否则，您或许会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果？
飞白：不，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并没有使我失去什么。我当过兵，种过地，坐过牢……尝尽人生况味，才铸就我诗海般的胸怀。诗海原本紧邻着陆地，百川归海才把生活的苦涩冲刷到海底。《诗海》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诗海是我对人生意义的寻找。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