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刊载署名文章 对《河殇》“续集”进行批判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信息

　　《文艺报》刊载署名文章
对《河殇》“续集”进行批判
《文艺报》４月７日刊登陈志昂的文章，题为《〈心中的日出〉及其殒灭——关于〈河殇〉的“续集”》。文章就苏晓康等人继拍摄《河殇》之后，对这部电视片续集的策划、炮制过程及其已经完成的提纲的思想要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文章指出，如果说，《河殇》主要是“鞭笞祖宗”，那么，“续集”主要是评说“百年兴亡”。
陈文说，现在看到的一份提纲，题为《心中的日出》，共分为三部９集。提纲以李泽厚的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中心论题，宣称“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中，人们容易忘记中国的主题——忘记只有不断启蒙，才能真正救亡，只有继续取法西方以自强，爱国主义才有切实的内涵。于是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权利臣服于虚幻的集体意志；拿来主义变成蒙昧的闭关锁国；新创的文学形式让位给旧有的民族形式……不仅继续建设新文化的任务被弃，而且启蒙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多有丧失。”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是犯了弥天大罪，它领导的反封建斗争也等于白费。在这样一个中心论题牵引下，这份提纲呼朋引类，呼风唤雨，罗列了一系列的自由化观点，如称“民主政治必须得到必要的文化前提和国民基础”；着重宣扬梁启超、严复，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功不可没地开风气之光”，闭口不谈李大钊、鲁迅；企图借一位德高望重的“５·４”老人之口，强调“政府不善，学生得纠察之”，用心在于煽动学潮；称“‘五四’过去了７０年，赛先生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悬而未决”，“作为最终价值尺度之一的知识本位，依然立足未稳”；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五四’这一天，并非笼而统之的所谓‘青年节’——它是‘学界节’，是‘知识分子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盛大节日”。妄图从根本上改变“５·４”青年节的意义。
文章还披露出，这份提纲后来又作了很大修改。苏晓康在修改后的脚本中攻击毛泽东为“奇理斯玛型”的领袖，说奇理斯玛型的毛泽东“与群众非理性的、愚昧的素质结为连体”，结果使中国导向了非现代化。还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５·４’之后整体地失落了”。宣扬说：“今天，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建立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人格，否则一切无法谈起。”明目张胆地煽动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
陈志昂的文章中还揭露了苏晓康等人在拍摄这部《河殇》“续集”时的一些反动言行。他们认为陈独秀当年追随托洛茨基反对苏联共产党是大智大慧、先知先觉，说他“比中国共产党内任何人都要早地窥见了苏联党的悲剧”，并表示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感到“极端厌恶”；他们吹捧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至理名言”，说在“性急的中国人的‘革命急进军’中，独醒者只有一个胡适；他们借褒扬蔡元培对阶级斗争理论的隔膜来攻击中国革命史。
陈文针对苏晓康等人大肆散布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国民素质更新”等观点，从正面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与集体、个性解放与阶级、民族、全人类的解放之间辩证关系的论点，而后指出：“苏晓康之流对于这种辩证关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按照他们的荒谬逻辑，似乎每个个体都不去为集体利益服务，而专心致志于自己个性的解放，中国社会会更早地进入现代化，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文章最后指出：《河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攻击已经达到十分嚣张的地步，而《心中的日出》还要比它走得更远。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上，一度能够让这样的东西畅行无阻？这里，难道不是有很沉痛、很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来认真总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