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根儿不会说真话”浅释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压根儿不会说真话”浅释
白藻
不久前，读了一篇题为《当代文学：摆脱民粹主义的框范与奴性自缚》的奇文，（载《天津文学》１９８９年第７期），其中涉及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句话半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现在仅就论文作者所谓“二十世纪中期前后大约三四个十年中至少有两代作家压根儿就不会‘说真话’”一语，斗胆作些粗浅的解释。
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确“二十世纪中期前后大约三四个十年”指的是哪一段时间。好在作者在文中有所提示：“新时期已在不遗余力之中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尽管它还“不可能实现又一个高峰”，毕竟“是从‘文革’低谷中走出的回升”；据此，我们可以认为，７０年代末期以后当作别论，换句话说，７０年代末是作者所界定的时间下限。以此为准，上溯三个十年，便是７０年代、６０年代、５０年代，再增加一个十年，便到了４０年代。通观全文，作者的本意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诸种问题发生的起点的，这也正符合时间的上限。
接着，我们可以讨论“至少有两代作家”究竟有多大范围。天哪，这个范围实在大得很啊！凡４０年代初期还在活着并继续写作，７０年代末已有作品问世的作家，统统可以归入其内。从郭、茅、老、巴、曹，到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刘白羽、丁玲、艾青、梁斌、孙犁，直至工人作家胡万春、万国儒，无一不在名单，而在这名单的后面，更可以写满几个页码，所有这些作家均应毫无例外地划入“压根儿不会说真话”的行列。“压根儿”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检验作家是否说真话，当然要看作品。有了“压根儿不会说真话”的判定，什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什么《白毛女》，什么《茶馆》、《龙须沟》，什么《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红岩》，什么《三家巷》、《风云初纪》、《保卫延安》、《小二黑结婚》……，凡在这三四十年间出现的作品，无一不可否定，正如论文作者所说：“好几代作家、学者、文化人的精神耕耘，全部白费”！
想起这种景象，真让人不寒而栗：中国从二十世纪４０年代初期起，到７０年代末期止，哪里还有什么文学？简直是一派荒芜，无垠沙漠。这就不能不追究造成荒芜和沙漠的原因了。论文作者关于这一点，虽尚未说透，却也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我认为，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某些文艺观点的根本性冲突，就在于一个坚持‘五四’精神，一个带有某些民粹主义的因素，胡风主张‘到处是生活’，提倡‘主观战斗精神’，而毛泽东则要作家‘到民间去’，提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我们没有必要对“民粹主义”作学究式的探讨，在这里，“某些民粹主义的因素”显然是和“要作家‘到民间去’，提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划了等号的；这大约就是“至少有两代作家压根儿就不会‘说真话’”的根源。
问题看来十分严峻。“到民间去”自然行不通，该到何处去呢？药方倒也开得清楚明白：“到处是生活”，到酒吧间去，到跳舞厅去，到没有人或仅仅有两个人的地方去，到关起门来让生花妙笔自由驰骋的豪华宾馆去，总之，无处不可去，就是不能“到民间去”，因为一去民间就“不会说真话”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更加荒谬绝伦。那么，又将如何是好呢？药方同样开得清楚明白：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进行“自我扩张”，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主体意识”高于一切。据此，那些一个个可以达到“高峰”的作家，一律都是天生的完人，一出娘胎便通体透明、全知全能，既和脚上有牛粪的乡巴佬绝缘，也和手上沾满油泥的机器匠毫无瓜葛，宁可像刘宾雁那样到台湾国民党那里“当小学生”，也坚决不能“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否则，依然会变得“不会说真话”了。
不知新时期中有多少作家是按照论文作者的指点行事的，也不知有哪些作品堪称典范。或许，那具有空前“轰动效应”的《河殇》是当之无愧的“会说真话”的佳作吧！请看，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祖国文化不值一提：这是“真话”；什么可歌可泣的人民斗争，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痴人说梦：这也是“真话”；要想迎头赶上国际大潮，就得全盘西化，无条件地拜倒在洋人面前：这又是“真话”；还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更深一层“真话”，那便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全面否定社会主义，让帝国主义者心安理得地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然而，可悲可叹的是，那最“会说真话”的《河殇》作者，在中国竟没有立足之地，只好到外国去喝洋水、吃洋饭、睡洋觉，并开始周游列国，用洋话去“说真话”了。
我的解释大体到此为止。其实，“压根儿不会说真话”云云，并非论文作者的发明创造，细心的读者只要肯于查对，当会发现，这样的“真话”已是某些人说了几十年的老话，丝毫都不新鲜。论文作者报“专利”既不可能，我的解释似乎也有些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