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理念化倾向中的失落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在理念化倾向中的失落
张永祎
在当代中国一些模仿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中，以主观自我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同时，脱离客体的理念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无庸置疑，这种长河决堤式的精神漂流，却是试图包容宇内的主观意识，乃至于许多作家在没有充分成熟的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也匆忙上阵，装腔作势。他们除了放大自己对现实生活偏狭见解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以外，最主要的是向西方寻找观念的依据，援远水以救燃眉之急；不辨良莠，饥不择食。一时间种种不可理喻的时髦意识、精神痉挛和逃避情绪风起云涌，洋腔怪调在作品中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运用的环境不甚了了，因而断章取义、买椟还珠、拿石当玉的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深厚的艺术观念作为基础，没法得到本土哲学的支持，以方枘对圆凿，结果就不能不南辕而北辙。因此当他们满怀信心走向哲学化和学问化的时候，他们也就不能不显得脚底打飘，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最终不能不成为无本之木、无木之花。
与现实的生活背景相脱离来建立自己理论的空中楼阁，其结果还不仅在于六神无主、信口雌黄，而且为了鹦鹉学舌，竟不惜无痛呻吟、陈词滥发，毫无艺术本质必需的节制和约束。有些艰深莫测的观念来自于某种哲学体系，自然与创作者的主观意识缺少真正的沟通，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所以为了增强理论意识的可感性，他们不得不稀释和淡化理念的明确性，赋予理念以恰当的感性符号和形式载体，从而走向象征。但由于象征的内容是舶来品，有些是与西方人对现实的茫然和心灵的空虚、苦闷乃至病态的桀骜不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支撑这种观念的落脚点，他们便不得不在类似西方社会情境的幻想中，寻找感情的对位、形象的轨迹和臆断的投影，描写的主观感觉化、时空背景的淡化、虚化，故事的非情节性，结构的零散性、非因果性，使得他们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营造象征的“七宝楼台”。应该说悠久、丰厚的中国文学传统宝库中，不乏“象征”之类审美机制与旨趣。这些，应该构成当代中国文学象征的成熟和可接受性的基础，但是由于当代不少作家将西方情绪的大量代入，所以毫无疑问会带来美感的内耗，甚至成为审美的障碍，逼得人们硬着头皮进行破译，而辛辛苦苦地所得到的一丝理性的满足，最终还不能不在这艰难的跋涉中消磨殆尽。
由此看来，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落差造成了文学的隔膜，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文化中形形色色的旨趣，迎合了某些中国作家暗滋潜在的唯我意识，或者说助长了自我意识的恶性膨胀。本来从作品产生的机制上看都必须经过作家的浸润或过滤，自然也就会留下自我的投影，但这个投影只能在生活与作品的连结上发挥作用，而一旦抛弃生活本身，并不以观照生活为宗，而是与世隔绝，与人隔绝，把自我发挥到极致，结果只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这样即使过去生活洒落在心灵中的浮光掠影也会因此而坐吃山空。没有自我却要发泄自我，没有丰厚的底蕴却要虚张声势，也就不能不拉大旗作虎皮，挂羊头卖狗肉。以为凡是新奇的就是我所追求的，我所追求的就是美的，作者越具有个人性也就越深刻，因而也是最富魅力的。
可惜的是，当他们把社会因素淘尽挤干以后，剩下来的自我就只能是超历史、超时代、超现实的顾影自怜，他们在理性王国里我行我素地走到尽头，其前途只能是跌入人欲的浊流，只能遁入野性的世界里去寻找艺术的慰藉。理念与野性是两个极端，应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都是理性与感性的失衡在艺术中的表现，以此观之，它们在某些作家的精神世界里也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当理念在艺术的原野上无限扩张而又无法从自我中找到用之不竭的源泉时，它就只能让潜意识中的沉渣浮起，野蛮、凶残、色情相继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有些作家心中的那种高不可及的“阳春白雪”最终还得让“下里巴人”的俗文学来补偿，这多少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悲哀，同时也说明它们两者都是真正的文学价值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