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与“西洋情结”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向世界与“西洋情结”
余斌
近些年来，文艺界对“走向世界”的问题讨论得很多，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究竟怎么个“走”法，总觉有些朦胧。我认为，需要弄清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起点在哪里？目标是哪里？似乎存在两种对立的认识。一种见解是立足于民族性的张扬，把中国的好东西拿出去，以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争得应有的地位，对人类有所贡献。另一种认识着眼于“世界性”，以为海外已有一个“世界文学”的范式放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只在于甩掉民族性这个包袱，径直向海外范式看齐，以求得人家的认同。这第二种认识就值得研究了。当然，这也许还不能算作“认识”，而只是一种潜意识，一种“西洋情结”。
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最早给予理论阐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之前，歌德曾有过独到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巨人，无论是革命家还是文学家，都没有把民族文学、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对立起来。１８２７年，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歌德的这个预言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歌德并不把“世界文学”看作超然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外的抽象物，恰恰相反，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正是在他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有所了解之后才作出上述预言的（令人感兴趣的是，歌德是在谈到他读了一篇中国传奇之后作出这个预言的）。他说他“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并且希望他的德国同胞“跳开周围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第二，歌德是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时代”来认识的，这位诗人虽然未能就此作出明晰的理论表述，但他显然是这么感觉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但“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这第三点我以为是特别重要的，它显示出歌德思想的睿智：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模范”文学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的代表（虽然他格外推崇古希腊文学，视其为模范）。
但歌德的思想毕竟尚欠理论上的成熟。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并不是一个诗人的任务。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由于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的逐渐消失，“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后来他们又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文学上的表现。在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透彻地分析了出现世界文学的历史条件，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不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位导师不但论证了文学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而且阐明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学不但不排斥民族文学，相反，他们认为没有民族文学就没有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而“形成”的，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才能成为人类“公共的财产”。
在我国近些年关于民族性与走向世界的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为了使“民族文学同步于世界潮流以求不断发展”，就得“调整本民族文艺与他民族文艺的关系”。话未讲得很明白。什么是“世界潮流”？我的理解，这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思潮或流派，而应当指世界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总趋势。对于特定的思潮或流派，哪怕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跟人家去“同步”，继续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对于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一体化的总趋势，则我们不仅应当同步，而且应以自己民族文学的活力与生机去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碰撞”与“共振”的辩证关系问题。各种异质的民族文学（民族性互异的文学）汇合到一起，必然发生冲突、交锋，经过相互间的渗透、交融，于是发生共振。如果一种文学放弃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则这种文学连参与碰撞的入场券也拿不到，还谈什么“同步”呢。而我们有的同志却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陷入了“误区”。所谓“调整本民族文艺与他民族文艺的关系”，实际上是淡化以至放弃民族性的一种委婉说法，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所谓“世界潮流”实际上是由特定的“他民族文艺”来领导或代表的，而所谓“同步于世界潮流”实不过是对特定的“他民族文艺”的尾随、趋同罢了。有的同志不是讲过要“侧重继承他民族的习惯”吗？这就很明白了。
这种主张淡化甚至放弃民族性以“走向世界”的观点，在自称为“世界公民”的马克思的其它著作里也很难找到理论根据。的确，马克思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见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然而这是一位极为重视民族性、民族特点的“世界公民”。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０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第一国际的“青年法兰西”代表的一种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因为他们“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他们不但“否定民族特性”，而且似乎主张要“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马克思对这种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作了辛辣的讽刺。
主张“民族文学同步于世界潮流”的观点，实际上是（也许只是在潜意识里）将某种“模范”文学视为“世界潮流”的，而心目中的“模范”文学实指西方现代文学。诚然，西方现代文学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但不能笼统地说那就是世界潮流，何况对潮流还得作历史分析呢。曾致力宣传西学、抨击守旧的梁启超，在他赴欧考察于１９２０年返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的长文，其中一节对文艺复兴与１９世纪文学作了比较，认为两者“气象”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偏于乐观，后者偏于悲观；前者多春气，后者多秋气”。这样的结论是很有历史眼光的。有如此眼光的梁启超才能击掌一般地批评那些“沉醉西风”的人们，说他们“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认为这种看法十分“可笑”。梁启超的思想庞博而欠精深，且谬误屡见，如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见《中国之社会主义》），令人读来颇觉滑稽，但８０年代我们有的同志在文化观念上唯西方马首是瞻，甚至唯“诺贝尔”是瞻，视之为“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梁任公先生如泉下有闻，怕也会觉得好笑的。
走向世界要靠“走”，以民族性为起点朝前走，以民族的大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如果不甩掉“西洋情结”这个精神包袱，一味淡化甚至放弃文学的民族性，那样走下去，恐怕还没走到“世界”，自己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