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姑嫂塔下
王瑾希
姑嫂塔，是闽南晋江县的名胜，这个县是二十多万华侨的家乡。塔耸立在滨海的宝盖山上，传说这块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受恶霸的压榨，丈夫忍痛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妹妹，渡海去南洋，临行相约三年回乡，然而三年过去了，却音讯渺无。孤苦的姑嫂俩天天爬到海边的山上踮足翘望，总也望不见亲人的影子。希望变成绝望，她俩便跳海自杀了！据说，姑嫂塔就是为纪念她们而建的。姑嫂塔的传说，在闽南一带流传得非常深广，在过去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侨中，更是世代相传。它和母亲的召唤，妻子的凝睇，稚儿的号哭，一起在远渡重洋的华侨的梦中萦绕。……
而今天我看到的，却是已经解放了九年多的姑嫂塔了。塔下面是著名的侨乡石狮人民公社。这里，街道平坦，公路四通八达。全公社有华侨中、小学二十六所，还有华侨商店、华侨戏院、华侨美术工艺社……至于华侨在乡建筑的青堂瓦舍，更是难以胜数。
塔东南的金井乡，有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归侨陈清向。他十四岁告贷出洋，在菲律宾当了五十年鞋匠，骨髓都被榨干了，店东终于将他辞退。祖国解放，他才孑然一身回国养老。伴随他皓首归来的，只有一把五十多年不曾离手的鞋匠刀。这样的孤苦老人，现在都愉快地进了敬老院。像塔下大仑村的“老人乐园”里，就有近十个无家无业的归国华侨老人。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吟诗作对，讲三国、水浒，也回味自己那些令人辛酸的飘泊生涯。
丈夫出洋了，妻子便一肩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一个名叫吴乌团的侨眷，她丈夫出外二十多年无音讯，她一个人负责把孩子抚养大了。如今，孩子在厦门大学工作，她呢？当了公社食堂的负责人；农忙时，又是难得的插秧能手。她精力旺盛，言笑爽朗，不论劳动多忙。每天清晨起床时，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净俐落。而且，一定要把临睡时小心摘下的一圈含笑花戴在头上。她身上，好像找不到对生活的哀怨，然而，这也只是解放以后的事吧！我看过她那古香古色的嫁妆柜，里面珍藏着丈夫留下的、早已发黄了的照片，珍藏着历年来卜问丈夫凶吉的签文，珍藏着合作社、公社发给她的奖状，珍藏着她给儿子将来娶亲准备的被帐。
正在成长的新的一代，今天再也没有什么迫使他们飘洋过海，去忍受那“离父离母心头酸，离妻离子痛断肠”的苦楚。他们只能从老一辈人的叙述中，依稀感到祖辈经受过的痛苦。在跟大、小金门岛对峙的围头岛上，一位佩着华侨中学校徽的民兵积极分子，领着我去看他们种的黄豆和番薯，看他们搞副业生产的小船，看他们的海岸哨。他指着岸边一块地方说：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坐小船放洋的。我在想，也许正是为了这，他才更感到要守卫好这块土地。
我经过姑嫂塔下的大仑村。在田里插秧的侨眷们告诉我，这一大片田以前都是荒地，因为男人们不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就是被迫放洋了；而现在这里却长满了青幽幽的庄稼。走在路上，她们指着一座碉堡似的小楼，对我说；这叫作“守望楼”。解放前官兵和土匪常来打抢。后来南洋的人凑了三万块钱回来，砌了这座楼，买了些刀枪，日夜守望，进行自卫。走过侨眷吴乌团的门口，她们邀我进去玩玩。在村里这些侨眷中，乌团婶算是很幸运的了。丈夫虽然长期没回来，总算把点滴积攒的血汗钱寄回来，盖了这所楼房。乌团婶感激新社会给她带来了如此安逸的晚年，也嫌一个人住着冷清，便请求生产队把托儿所办在她家里。我们进去，看到院子里干干净净，门上贴着副红对联：“乐安居感谢共产党，度新春思念海外人。”乌团婶正在逗孩子们玩。欢笑声和阳光一起弥漫在这所原来是冷冷清清的小院里。
晋江侨乡如今到处弥漫着亲人重聚的欢乐气氛，不少长年离散的家庭团圆了，不少人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居住的小楼房。祥芝乡古山村归侨老人谢希忍，1956年回国，在家乡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兴建了一所楼房，每到暇时全家大小欢聚一团。从前，侨乡人民谁都知道，华侨想要回家探亲或盖房，简直难如上青天，海关、地保、“国民政府”层层勒索，谁要盖房就得先向地主、豪绅、官吏请客、行贿。有的人把血汗钱使完了，房子也盖不成。有的人回家探亲一到家就被绑了票、抓了壮丁……什么样的事没有发生过啊！所以，有些华侨只得靠贴身携带的一包“乡井土”（就是故乡的泥土，很多地方华侨有这个习惯），来聊慰难熬的故国之思，有些华侨只得偷偷地回到家乡看看，又偷偷地含着眼泪离开，更有一些孤苦的老侨工，把自己的祖籍、姓氏写在常年戴着的?笠上，以备随便在什么地方倒下之后，能碰上个善心人将自己的骨灰寄回故乡。社会主义祖国却根本改变了千百万华侨的悲惨命运，帮助他们实现回乡安居、就业、就学和探亲的愿望，优先供给华侨建屋用的建筑材料，每年“五一”“十一”，有大批华侨回国观光和探亲，很多归侨当上了公社社员，工厂的工人，机关干部，这个县的副县长陈启紫就是一位老归侨，他在自己家乡江南公社有宽敞的房屋，工作之暇常来这里与家人欢聚。最近，我接触过六十四位由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回国的华侨，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国，更没有人在解放前到过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如今，他们不仅能自由地回家探亲，而且被招待到各地观光，难怪好多人一踏入国门，看到空中飞扬着的五星红旗，听到雄壮的国歌和广播中传来的亲切的欢迎词，握到在岸上久候的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亲人的手，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抚摸着长江大侨的钢梁石柱，注视着鞍钢奔泻的钢水、登上大连造船厂生产的万吨远洋轮和第一汽车厂的解放牌、红旗牌汽车，个个都感慨万端。问他们的感想吗？那真是千言难尽，有一位华侨说得很简单：“没有毛主席，我们只有老死外地作‘番客’了。”
离开晋江那个早晨，我特意再一次欣赏了晨曦中的姑嫂塔。红霞冉冉上升，一群群说笑着的少年，拥进了三所华侨中学；侨乡服务员一个个蹬上了自行车，往各处去送海外寄回的家书和汇款；从泉州市开来的第一班汽车刚刚到站，十几位新近回国的华侨下了车，他们立在塔前的平地上，凝视着姑嫂塔，凝视着欢笑的人群，凝视着墙上那触目动心的大字：祖国——华侨的摇篮。我呢？我也凝视着这座古塔，看到了她旧日的伤疤，也看到了她今天的笑容。（附图片）
在石狮公社抽绣厂工作的侨眷们
侯民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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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闭门思过”三错
莫圭如
从“闭门”这个词儿产生的成语，经常听到的就有“闭门造车”、“闭门读书”、“闭门思过”等等，具体含义固然各有不同，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政治斗争，强调个人作用，如此而已。从前的知识分子很欣赏这些成语，甚至奉之为座右铭，恐怕也就是这些原因。遗毒流传，至今尚未彻底肃清。
十年来，兴无灭资，几番破立，知识分子懂得了闭门造车必不合辙、闭门读书学而无用的道理，再也不相信“闭门……”之类的话了。唯独“闭门思过”，尚为少数人所宠爱，每逢思想改造运动到来，总有那么一些同志不愿打开思想大门，搬出错误，公开决裂，而是成天打着“偷偷改”的小算盘，内一层外一层，层层密封思想真象，一心一意要走“闭门思过”的老路。据说所以如此，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搬出错误，有失体面；其二，“偷偷”与暴露，只是方法不同，同样能达到“改”的目的。想法确实很妙，只怕结果未必如此。
改错等于治病。改错而不愿暴露错误，等于治病不讲出病情，在逻辑上，这怎么能说得通！犯了错误，证明思想上、立场上有毛病，唯一的办法是暴露出来，自己分析批判，同时请党和群众帮助自己分析批判，挖出错误的根源，指出错误的性质，从而提高认识，决心改错，否则，单枪匹马，以不健康的身体去和疾病作斗争，未免力量单薄，所以，“闭门思过”，肯定不能思得深透；“偷偷地改”，肯定不能改得彻底。倘若在思的过程中，一旦钻进牛角尖，百思不解，岂不劳而无功？甚至，越想越不通，做了错误思想的俘虏，在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里，深陷一步，这就适得其反了。
一个革命干部的风格，应该光明正大，胸怀磊落。坦率暴露，公开批判，证明能向真理低头，愿意献身革命，对于这种体面的行为，反而患得患失，遮遮掩掩，不是个人主义在作怪又是什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有些同志犯了错误，穷其根源，常常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怪，不愿站在党和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说话。如今改错，又重蹈复辙，不听党的忠告，暴露错误，提高认识，以为不要党和群众的帮助，也能“偷偷改”正。这实在令人怀疑：这些同志究竟有无改错的诚意？不管“偷偷改”的主张是在什么基础上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自欺欺人。所谓“闭门思过”，等于让社会主义思想吃闭门羹；所谓“偷偷地改”，等于拒党和群众的批评于千里之外。总而言之，“偷偷改”的主张，本身有三大错。不勇于认错，不认真改错，其错一也；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其错二也；对党不说真心话，不忠诚老实，其错三也。旧错未除，新错又添，“偷偷改”错，从何谈起！？
我们并不反对“思过”，而且主张“思过”，提倡“思过”。不过有一条，思过要开门，自我批评要和相互批评结合起来，彻底暴露错误言行和错误思想，毫无埋伏，找出症结，开出药方，并在集体的监督下，不断改造思想和立场。这好比治病，注意锻炼，留心起居，固属重要，但是一旦卧病在床，更主要的还是打针吃药，依靠医生。大开心灵的大门，让社会主义思想的阳光直射进来，对于一些同志来说，实在是当务之急。 （原载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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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外孤儿有了娘（外二首）
印度尼西亚华侨 犁青中国解放东方亮，海外孤儿有了娘；阴云晦气一扫光，红光满脸喜洋洋。
老汉回国观光老汉回国观光，一张嘴巴变了样；从前说话没人听，现在的话像蜜糖。
百货公司的橱窗海外百货公司的橱窗，是观察祖国的一面镜。昨天是——苏杭绸缎赛彩云，巧扇画屏美又精，象牙雕刻世界第一，茅台观音远近闻名。今天是——爱字墨水赛派克，香味花布迷住人，汽车的图表橱上贴，机械的样品摆橱心。海外百货公司的橱窗，是祖国跃进的一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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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照片
印度尼西亚华侨 黄东平一张寄往海外的照片，别离了东北林场，越过群山、渡过重洋，停留在老阿伯的手上。照片里一个北方大汉，一身工人装，两眼发光，笑开的嘴巴四方方：啊，哪来的好小子真棒！阿伯揉着眼睛看了又看，欢乐的泪珠在他眼里闪亮：梦里也不敢想望他是我那瘦弱懒散的阿郎……老人的心掀起了一个个波浪，多年的阴云登时开朗。他最折服的真理全在照片上：祖国给他把废铁铸炼成钢！捧着照片想起这十年岁月，遥望着那产生奇迹的地方。祖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从此把他的心紧紧吸上！
〔黄廸?插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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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血的冷暖
高士其
在动物世界里，有冷血和暖血动物之分，这种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追查一下，动物身上的热气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
有些人认为：热大半都是由摩擦而发生，动物身上的热气，也是由血液和血管之间的摩擦而产生的。
这种说法，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还盘据在人们的脑子里。
直到氧发现后不久，法国大化学家拉瓦锡才指出：动物的热气，也是一种燃烧或氧化作用。他以为：生理上氧化作用的地点，是在肺部，血液一到了肺部，它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就和吸进去的氧化合，产生了水和二氧化碳，同时放出了大量的热。
后来，根据生理学者的实验又证明了：体热的发生，应当归功于全身血液，不仅限于肺。
又经过许久的争论，科学界才一致公认：体热也不是单单从血液里产生，而是由全体细胞负责。氧运到了各细胞里，才开始氧化而产生热。血液所担任的只是运输和分配的工作，由于它的循环流动，就能把过剩的热送到过冷的部位去，互相调整。
除了生病发烧以外，动物的身体都能经常保持一定的温度，这是由于它们的体内有一种管束体温的机能。
以上的结论，是由观察暖血动物而得来的。至于冷血动物呢？它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呢？是不是因为它的身体都是冷冰冰的，就没有一丝热气呢？
一般说来，动物的血液所以有冷暖之分，是根据它们的体温和外界空气的比较而定。那么，人和鸟兽之类的动物，号称暖血，是不是它们的血液比空气热呢？爬虫、青蛙和鱼之类的动物，号称冷血，是不是它们的血液比空气冷呢？
事情不是这样简单。
暖血动物的体温，不受环境的影响，不论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不论四周空气是比身体热还是冷，它们的体温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暖血动物不如叫做有恒体温的动物。
冷血动物的体温就有伸缩性了。在冬天，它们的体温常常是低的，低到和四周的空气或水相近；在夏天，环境的温度加高，它们的体温也随着上升。它们在冷的环境中，才变成冷血了。所以还不如叫做无恒体温的动物。
暖血动物能维持一定的高体温，是由于它们氧化的力量很强盛，而且具有管束体温的机能。
冷血动物的氧化力量薄弱，又没有管束体温的机能，如有，也不十分发达。
还有冬眠动物，它们的体温介于暖血和冷血之间，它们也具有管束体温的机能。在平常的日子里，都能维持一定的体温，但遇到极冷的时候，它们就不能支持了。所以在冬眠的期间，它们的体温几乎和周围的空气一样。
勤劳的蜜蜂过着集体生活，它的蜂群有时候被称做昆虫中的暖血者，这是由于它们的辛勤劳动产生了热气，能调节和维持蜂巢内的温度。
恶毒的蛇，是爬虫类的后代，它们的体温有时比环境只高出摄氏二度到八度。有的爬虫也略具有管束体温的机能，可以防止体温升得太高。例如它们一到了太热的时候，就不得不喘气，喘气就是把肺里的水分蒸发了，于是热就消失不少。
总的说来，动物所以有暖血和冷血之分，是由于它们对于环境气候的反应存在着生理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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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占一枝春
——简评舞剧影片“宝莲灯”
梅阡
根据舞剧拍摄的影片“宝莲灯”，在丰富多采的献礼影片中确能别具一格。恰如在灿烂似锦的百花丛中，独占一枝春；并为之增添了一点颇不平常的颜色。舞剧是比较年青的艺术，“宝莲灯”也是我国第一部彩色的舞剧片。因之它的成就就更加值得珍视。它的特点是要把舞剧、电影熔于一炉，这是个新的尝试。
可喜的是这部影片在舞蹈语汇的运用，音乐的旋律与节奏，电影镜头的选择和特技的创造等等都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围绕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忠实地为了刻划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和戏剧冲突而服务。因之这些颇具独立性的艺术表现手段在整个影片中能够取得调协的统一，它们并没有各自为政地互相干扰或抵消，而是相辅相成，给人以谐和的印象。“宝莲灯”是个大家熟知的神话故事。三圣母和刘彦昌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沉香劈山救母动人的情节，在许多观众的心里印象甚深。这也是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大胆的想像和创造。三圣母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古代妇女形象。她不甘于神仙世界的冷酷和寂寞，向往着人间的幸福生活。她和刘彦昌一见钟情，心意契合，于是突破神权统治者所加于她精神上的束缚，突破人神之间的界限，百折不挠地为追求幸福与爱情而斗争。这正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于自由、幸福强烈的渴望。作为神权统治维护者的二郎神和帮凶哮天犬，却对他们进行了阴险破坏和残暴的镇压，从而展开了一场生与死、善与恶的搏斗。三圣母始终不曾降服，最后由他们的儿子沉香劈开那千重万仞的华山救出来。夫妻重合，母子团圆，对封建神权进行冲击和反抗的三圣母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斗争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并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对封建势力必然崩溃的坚定信念。这是这个传统神话故事最具有人民性的核心。影片紧紧抓住了这一条反封建的主线，摈弃揉杂于其中的一些宗教迷信的糟粕和多余的支蔓，去芜存菁，使它成为一个富有战斗意义和浪漫色彩的优美神话，这个编导工作在推陈出新上作得是有成效的。
扮演三圣母的赵青同志和扮演刘彦昌的傅兆祥同志，以及扮演沉香、二郎神、哮天犬的演员们在学习继承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方面，看来都曾经下过勤学苦练的工夫，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们从传统戏曲和民间舞蹈中吸取了丰富的舞蹈语言，而且运用得近于纯熟自然，好处在于他们的舞蹈动作并不仅只停留在追求外在韵律的优美或静止的雕塑造型上，而是用这些动作来刻划了人物的心情变化，比较细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不是生拼硬凑或简单的模拟，而是经过心领神会与融会贯通，使舞蹈动作成为表现具体思想感情的艺术手段。本来，从观众的角度言，人们欣赏的是“戏”，是人物心理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舞”，单纯的技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赵青同志的表演就颇有独创。在三圣母的几段长绸舞中，就具有鲜明的变化，表达了复杂的情绪内容。开始她从神龛上走下来，拖着这两条长长的飘带，她以缓慢的节奏，轻盈的动作，抒发着她那抑郁孤寂而苦闷的胸怀，目光凝滞，双目深蹙，而那轻轻飘曳的绸带，似乎成为她这种情绪的延伸。当她推开窗子，领略着窗外明媚的春光，并伸手采摘了一朵鲜花之后，盎然的春意在她胸臆间起伏动荡，脸上也眉展眼舒透出一层青春的喜悦，这时长绸的挥舞，轻灵浮动，好像是她脉搏的跳动。在她和刘彦昌定情的双舞中，这一双长长的飘带又转化成生于两腋的翅膀，使她自由地飞翔起来，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充分地表现了她那奔放欢腾的感情。这种舞姿的变化，较细致地体现了三圣母内心情感的起伏，给人以深刻的感染。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部富有民族风格的舞剧影片里，我们不仅欣赏到它在艺术上的谐和与统一，而且也不禁为这些青年演员在舞蹈艺术上独特的造诣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1959年，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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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杨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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