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专题报道)
专栏：人大政协会场内外
中国籍外国血统的政协委员与其他委员互致问候。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互相签名留念。
人大代表专心听取大会报告。
在人大主席团会议上，年迈的代表借助放大镜审阅文件。
来自西藏的人大代表与所住东方饭店职工联欢。
政协委员在北京国际友谊林植树。
（本栏照片为本报记者沈进 徐建中摄）
第5版(专题报道)
专栏：
压力动力前进力
——访人大代表、胜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
本报记者 张何平
“当前，国家能源紧张，‘油比金子贵’，呼油之声不绝于耳。四化建设要油，人民在盼望期待着石油工业的新发展啊”！李晔心情沉重地说：“胜利油田作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之一，能否持续发展，事关大局，责任重大。我们压力很大，深恐有负历史使命啊！”
“不过”，李晔语气坚定地说：“有压力也好。‘铁人’说过，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飘飘。国家缺油，逼着我们要自觉加压，多找油，多出油，为四化建设尽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几天来，李晔坐在会场，心想油田。也难怪，这个年产近3000万吨的油田，要在今后三年多时间里，搞到四五千万吨规模，建成又一个大庆，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可想而知。
李晔从抽屉里取出小本本，让数字讲话：1978年原油产量1946万吨，1979年为1865万吨，1980年1758万吨，1981年1611万吨。如果制成图表，看得会更清楚，这是逐年递减的趋势。李晔回顾说，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人们都在关切着、注视着。胜利油田能不能打翻身仗？当时，担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的余秋里明确指出：要立足于上，立足于发展。
以后几年怎么样呢？李晔还是让数字讲话：1982年1634万吨。尽管增长不多，但表明，开始回升。1983年继续增长，到1984年突破“两千万”，达到2300万吨。1985、1986两年逐年增长，去年达到2950万吨。
“胜利油田打了翻身仗，4年间产量增长1300多万吨，把‘下’字换成‘上’字。这个巨大的转变，来之不易。”说着，李晔摊开两张床单大的《济阳坳陷石油勘探形势图》。从图上看到，近几年表明有油气的红色区块在不断增多，面积逐渐扩大，由点到块，由块成片。油田的个数，1980年是26，去年增加到55。储量翻了一倍多。李晔兴奋地指点着地图说：“今年头两个月，在10来个探区，又有50多口探井见到很好的油气情况。现在，济阳坳陷的2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越探资源越丰富，前景良好。”
李晔坐下来，沉思片刻，对我说：“胜利油田投入开发已经20多年，每年综合递减10％左右。要补上这个窟窿，并且还要再上几百万吨新台阶，就得做大量的工作，难度很大，也很艰苦。不奋力拚搏是办不到的。”
谈到拚搏，李晔说，到过胜利油田的人都知道，在黄河入海地区搞油，不仅要斗地，还要斗海、斗河、斗天哪！河洪、凌汛、风暴、海潮……不论寒暑昼夜，工人们要在风沙、雨雪、冰水、泥滩中夺油。前些天，大风、海潮一次次冲垮新修的防潮堤坝，现场指挥员难过得坐在海堤上哭得饭都吃不下啊！今年，又因黄河缺水，影响沾化电厂一度停了两台12.5万千瓦的机组。在这种极其艰难条件下，油田千方百计保生产。广大职工艰苦奋战，顽强拚搏，一季度打井、钻井进尺、产油都取得了好成绩。他预计今年产量可达3200万吨。尽管没实现的事，李晔不愿讲，我还是从他口袋里“挖”出了这个底。
李晔深有感触地说：“石油工人好得很，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就怕没有油，只要找到油，总是拚死拚活地干。去年孤东会战，3月下旬上马，刚开始没有道路，工人们在泥里水里滚爬着拚。半年多时间，打井900多口，当年就产油320多万吨。工人们不叫苦，不喊难，真是要油不要命！”李晔激动了，用力挥着手臂：“这种吃大苦、耐大劳的顽强拚搏的精神，是延安精神，是大庆精神，是石油工人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石油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从李晔和在会议期间接触到的其他油田的人大代表身上，记者强烈地感受到压力已成为我国石油工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前进力。
第5版(专题报道)
专栏：
探索民族文化的奥秘
——访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
本报记者 高宁
作家冯骥才是随着新时期文学潮流的涌起而跃上文坛的。难得的是，在这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的十年里，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和评论家笔下，始终是热门的话题。这几年，他又推出了系列文化小说，意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刻的反思。果然，记者在政协会议上一见到冯骥才，他就大谈文化问题。
“文学界对当前出现的一股追逐西方形式技巧的创作倾向莫衷一是，你有什么看法？”
冯骥才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先讲了一段见闻。他曾经参观过美国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发现他们的居室内，往往外屋放满了新式电器，里屋却保留着这个民族原来的偶像图腾。他说：“这正反映了一个落后民族受到现代文明冲击后的复杂心态。中国并非落后民族，但却封闭了许多年，一旦开放，青年人感到新鲜；但新鲜过后，他们会象那些印第安人一样，回来寻找本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根。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需要一个过程，不应责怪青年人。更何况，文学创作打破既定的方法技巧，培养读者多样的审美情趣，这没有什么不好。”
对于冯骥才本人来讲，立志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十分敬佩鲁迅先生。正是鲁迅，第一次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剖析中国的国民性，塑造出了阿Q等不朽的文学典型。于是近几年冯骥才迷上了文化学，他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典籍，考察民俗民情，收集文物……就连出国访问，他也从不懈怠对文化学的探索，到处寻找中外文化的异同。他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自豪；但对它的封闭性、保守性又忧心如焚。他还发现，中国近100多年来经历过几次从封闭走向开放，又从开放归于封闭的过程。在这种开合的剧变中，中外文化的冲撞过于猛烈，这是社会震荡不宁的原因之一。封闭，使人们对民族文化过分自信；开放，又使一些人盲目自卑；而开合的反复使自信与自卑在人们的心理中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这，大大影响了中国人对中西文化有一个客观冷静的认识，阻碍了扬弃民族文化的过程。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创作文化系列小说《怪世奇谈》，已发表了《神鞭》和《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即将发表，计划写8部。他说，他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作理性的判断，他希望读者看了他的小说，能从社会学、文化学、审美角度去感悟中国文化美的一面、丑的一面；它的优越性及其弱点，挖掘出推进我们民族前进的积极因素。
冯骥才讲得很多，很快，话题一忽儿从历史跳到现实，一忽儿从东方跃到西方，显示了思路的宽广和认识的深刻。他告诉我，他虽然担任着天津市文联主席，公务繁忙，这几年多次出访，还要读书、会友，但都没有耽误他的写作。他把写作看作是人生积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心声。每当夜深人静，他的文思就开始涌动，常常是一泻而出，一部作品往往在一个月左右写成。他说关键在于要进入自如的创作心境。
10年来，冯骥才已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不乏佳作。显然，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自如的状态。他说，作为作家，他除了需要生活和创作之外，别无他求。因而，他常能排除杂念，令思维在艺术天地里自如地徜徉。
第5版(专题报道)
专栏：两会特写
勇当“第一号种子选手”
——人大代表杨其华谈搞活大中型企业
本报记者 程凯
人大广东代表在审议赵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各有注重的话题。杨其华代表则对在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特别关心。
壮实的中等个头，一脸坚毅的神情，他是个能挑重担的人。但在担任广州铁路局长的九年中，却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
今年，我国铁道部又有一个重大改革出台，就是以广州铁路局为先行，批准该局实行“全面承包，一包四年，现收现支，定率上交”的改革方案。杨其华说：小企业改革容易，大中型企业改革难。虽然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肩负起为全铁路系统今后改革探索路子的任务，是广州局14多万名职工的光荣。
铁路，牵一发而动全身，历来以统为主。统得过死，则企业缺乏活力，事业发展缓慢。广州铁路局曾以率先改革而闻名，其属下的广深铁路公司被称为全路改革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该公司于三年前便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改造”，使企业真正成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实体。因为广州局有个“第一号种子选手”，所以铁道部又把广州局作为深化全国铁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杨其华说：他们的改革方向，符合赵总理报告中提出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并且实行责、权、利的统一。根据一包四年的办法，该局以1985年经营指标为基数，从今年起到1990年止，运输收入完成80.04亿元，年均递增8.1％，除向国家缴纳税后，其中12％上交，超出部分，上交32％，留成自用。四年间，还要包更新改造和大修任务，包基建和形成新的运输能力，包新增机车和客车的购置等等。局里在经营方面有资金使用权，基建方面有设计方案参预审定权、施工招标发包权。
杨其华对当好“第一号种子选手”颇有信心，他说：把责、权、利的统一落到实处，充分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加快铁路建设的资金积累，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进京开会之前，他已动员全局，层层制定实施措施，将承包指标，落实到各分局、公司、站段、车间、班组。同时，将下属企业的留成和职工个人收入与核算吨公里运输收入挂起钩来。他告诉记者：为保证改革成功，他们还要运用一个法宝，就是赵总理报告中提倡的“双增双节”运动。今年，全局货运量将增加400万吨，运输收入增收1亿元；承包的四年间，增收6亿元，减少支出5亿元。铁路职工向来有艰苦奋斗的传统。从全局的宏观来讲：要挖掘内部潜力，严格控制开支；从微观来讲：要从节约一颗道钉做起。
既然信心足，措施得力，风险又何来？在回答记者这个问题时，他说：许多改革的受挫，往往不是来自企业内部，而是受外部因素的制约。他说：他已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在控制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时，也应严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坚决刹住乱摊派、乱收费歪风。另方面，对铁路客货运价的管理也应作适应性改革，在一些经济发达、运输能力紧张区段，允许有限的浮动，给企业改革以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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