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保证职工有业余学习的时间
王孝祖
石景山发电厂职工业余学习文化技术的时间有了显著的增加，每人每月有42小时。在1954年，这个厂职工业余学习文化的时间，一个月还只有8小时。1955年1月以后，虽然每月增加到16小时，但是业余学习的时间还是不算多。如果按照1954年每月学习8小时计算，一个文盲要达到初中毕业的程度，大约需要12年之久；而且由于学习时间零碎间断，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很难按正规制度建立起来。而现在，除星期六和星期日以外，职工在星期三晚上有两节课的学习时间，其余4天晚上各有三节课的学习时间。这样，就保证职工有较集中的和较充分的学习时间，使业余文化技术学校有条件按正规制度建立起来；同时也为制定全厂业余文化技术教育的全面规划创造了前提。从职工的学习计划来看，1957年全厂职工基本上可以学完高小课程，1960年绝大多数职工将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并将有第一批中等技术夜校学生毕业。1960年，班长一级的干部，将达到典型服务规程所要求的技术水平。
广大职工对这种作法是热烈拥护的。许多工人反映：“过去夜校开一次学，买一次书，书买得不少，可就是毕不了业。这次可以有始有终地念到头了！”职工的学习热情很高，信心十足，并且互相鼓励帮助。
为什么石景山发电厂的职工会有这样多的业余学习时间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职工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技术，绝大多数职工居住在工厂附近，便于组织学习；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这个厂的领导上已经认识到，不迅速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几年来，石景山发电厂在党的领导和专家的帮助下，在培养和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愈来愈显得干部和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满足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老厂担负着为新建厂培养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的任务。石景山发电厂在解放后已向新建厂输送了工人、干部598人，为解放初期全厂人员998人的60％。老的技术工人输送出去，新的工人陆续大批入厂，因此出现了该厂工人的平均技术等级逐年下降的趋势。据这个厂的汽机、电气、锅炉、运输4个主要车间统计：1951年技术等级为4.46级，1953年为4.22级，现在为3.88级。新工人大量增加，虽然使全厂工人的平均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新工人的技术水平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老工人虽有长期的操作经验，但文化水平低，技术理论修养差，已不能胜任面临着的新的机械化、自动化的技术要求。特别是车间主任和班长一级的干部条件同工作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尤为突出。按典型服务规程要求，需具有高等或中等技术学校水平和领导车间足够经验的人，才可以担任车间主任职务。但是，在现有19名正、副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中，小学程度的12人，初中程度的4人，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只有3人。按典型服务规程要求，班长一级的干部要有相当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水平和一定的实际操作经验，但是在现有的39名班长中，小学程度的26人，高小程度的11人，初中程度的1人，文盲1人。这就说明了，如不加速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不仅不能完成为新建厂培养和输送干部、技术工人的任务；而且不能使职工迅速提高技术，进一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达到国家生产指标逐步提高的要求。
要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除一小部分人可以通过轮训的办法脱离生产学习以外，大多数职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而要使职工有充分的业余学习时间，关键在于必须大力精简会议，尽量不占或少占职工的业余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石景山发电厂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部门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改善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统一制定了职工业余时间表。过去，竞赛评比由工会负责，往往花费很多时间，开好几次会议，还得不出结论。现在，竞赛评比依据行政生产指标完成情况的统计来评定，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会议。过去，合理化建议研究会由工会负责主持，群众提出合理化建议后，工会须开数次会议进行研究，然后才提交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审查后再交给工会。这样，不但往返的次数多，而且会议也多。现在这个工作完全由行政部门管理，工会就可以少开很多次会议。
但是，由于干部长期习惯于开会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在大力精简会议以后，干部中曾经一度出现了苦闷情绪和束手无策的现象。因此，不改进干部的工作方法，就不仅会使精简会议失去保障，而且会使工作受影响。在这方面，石景山发电厂主要是教育干部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经常深入群众，多做个别工作，通过个别工作去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如电气车间的党支部就作出了党员个别进行群众工作的决定。工会主席郑国泰把自己每天业余时间的活动事先作出计划，安排好什么时间找谁谈、谈什么问题，从而转变了过去工作忙乱被动的状况。
二、提高会议质量。过去，会议的中心多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有时一个会议要求解决几个问题，因而报告过长，群众发言的时间少，收效不大。现在一般都做到事前明确规定会议的具体内容，做好会前的准备工作。这样，过去两次会议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一次就解决了。此外，还特别注意做好工作安排，每逢星期五下午召开党、政、工、团负责人的碰头会，研究决定下周的工作计划，并在当天的业余时间召开的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车间工会主席联席会上分头下达。这样作，干部有较充裕的时间考虑执行计划的具体办法，做好下周内将要召开的会议的准备工作。
三、减少干部兼职。过去，党群干部兼职过多的情况很严重，大部分人兼三、五职以上。兼职过多，势必增加干部参加会议的次数和时间。1954年初，党总支决定，每个干部兼职一般不得超过两职。这个决定实行以后，一方面是兼职过多的干部减轻了负担，有较充分的时间来学习文化和业务知识，有较多的时间来深入群众或考虑工作，从而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是可以把一些工作交给群众积极分子做，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从他们中间培养和提拔大批新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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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在一个托儿所里
陈勇进
在一条马路的尽头，有一片新建的民族形式的房子，这是这儿的一所有名的托儿所。
我们一进托儿所，40多岁的女所长就得意地向我们介绍说：
“同志！看看我们的设备吧！这一代的儿童真是幸福极了。”女所长指着一大堆精巧的玩具说：“这都是从上海订做的，有些还是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买来的。瞧，这架电动飞机咱们这个城里就做不出来！你说这些娃娃们真怪，花这样多钱买的玩具，他们玩一会就腻了，他们对泥、水却感到那么大的兴趣。”看完玩具，所长又领我们去参观孩子们的住处：“你看看我们这钢丝床，为了订做这钢丝床，我专门到上海去了一趟。”
“多少钱一张？”我问。
“值不了几个钱，才百多元。”所长大概怕我们没注意到铺在小钢丝床下的漂亮的红地毯，故意提醒我们说：“有了地毯孩子们从床上摔下来也不要紧。这地毯是我亲自到天津买的。你们看吧！孩子的宿舍和活动室里都有地毯。你们知道，这些孩子可特别调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的，有了地毯，他们就是在地上摔跤也不要紧。”
接着，所长又夸耀地向我们介绍建设这个托儿所的经过：“置办这些设备可不容易呀。你知道，为了经费我到财委跑了多少次呀！那些管财政的同志可真扣的紧。我对这里财委主任说，咱们闹革命，流血牺牲，还不是为了后代吗！托儿所里可还有你的两个孩子哩！我作了十万元的预算。好说歹说，最后总算把主任说点头了。主任说，10万就10万吧！可是你得保证不要叫孩子瘦了。”
停了一会，她又加上一句：“唉，办个托儿所，就是不容易呀！”我不知道她是说置办那些设备，还是说教育孩子。
在另一个院子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把所长叫出去了。我看见假山旁边有几个娃娃在热烈地议论着，我走了过去。坐在假山最高处的一个较大的孩子问他旁边的一个小孩：
“保子，保子，你大了干什么？”
“我开火车，我开着火车拉很多的人，走得很远很远的。”
“哼，我才不开火车哩！火车司机多脏呀！”
“你开小汽车吧，南南！”保子接着说。
“我才不开汽车哩！我家就有小卧车，我说叫司机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
“那你干什么呢，南南？”
“像我爸爸一样当部长，有小卧车不用走路，他叫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
“部长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比南南说话更凶的小家伙说：“我才不当部长哩！我家也有小卧车，比你爸爸的车还新哪。我爸爸是司令员，他还管部长哩！”
“司令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是政委，司令员还要听他说哩。”一个叫生生的神气十足地说。
“部长、司令员、政委又有什么了不得，你们的爸爸都要读我爸爸写的文章，我爸爸是作家。”另一个说。
“作家算什么！”
“政委算什么！”
两个孩子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生生把另一个娃娃打哭了。所长匆忙地跑过来批评生生说：
“生生，你怎么又打小弟弟呀？”
“你管不着，你所长算个什么东西，你还受我爸爸指挥哩！我爸爸叫你滚蛋你就得滚蛋。”生生骂了几句跑掉了。
“哎呀呀！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办了托儿所，可是培养出这样一些小少爷，真是……”所长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向我们苦笑着。
所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了，一位年轻的阿姨跑来喊：
“所长，有人请你讲话！”
“什么人找我讲话，就说我忙着开会哩！”
“不，他一定要你讲话。”
所长迈着四方步走到办公室，不高兴地拿起电话耳机：
“好好，你讲吧！要送娃娃吗，对，我们这里还有几个位置，可是你是哪级干部，……那不行……”所长砰地一下把耳机放下了。
此刻大门外面传来了清脆的汽车的喇叭声。不一会进来一个30多岁的胖胖的女干部。所长迎了上去，两人热情地握手，看来大概很熟。
“你怎么有空来啦？王同志！”所长说。
“他爸爸又想生生了，我出来买点菜，顺便把生生接回去。”
所长迟疑了一会儿，像是要坚持他们托儿所的规定：不到星期六不能接孩子。可是她没有坚持，却连声答应“好吧，好吧！”这位妈妈，一见生生就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看了又看，一边说：我的好宝宝，我的好乖乖，你爸爸又给买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啦。接着她就从头到脚地在生生的身上检查起来了，结果发现了生生的腿上有一个地方擦破了一点皮。这位太太满脸怒气地用眼角斜扫着托儿所的阿姨们说：
“这是怎么搞的，真是乱弹琴。”
“生生好打架。”一个年轻的阿姨走近来说。
“打架打架，要你们干什么！”
“你们的孩子谁管得了，谁管骂谁。”
“胡说八道，真是不虚心……”那位太太领着生生上了小卧车，把车门用力一关，车子的喇叭响了一声就开走了。
不少想妈妈，想爸爸的娃娃呆呆地望着那辆漂亮的小卧车的影子，有的向阿姨闹着要回家，有的张嘴哭起来了。几个阿姨嘟囔说：政委的孩子，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托儿所真没法办了，真是……。
在这个托儿所里，看了这样几个场面之后，我不禁为这些孩子的将来担心。我不由得想起高尔基的话：“爱儿女，这是连母鸡也会的。但是善于教育他们，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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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壮丽诗篇
——介绍彩色纪录影片“越南”——
陈安京
编导：卡尔曼 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
越南人民在争取独立、自由与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越南人民用英勇的斗争事迹在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越南，是一个战斗的国家，英雄的国家，也是一个物产丰富、景色幽美的国家。但是80多年来，这块富饶的土地，却一直受着外国殖民者的蹂躏和侵略。苦难并没有磨损英雄的越南人民的意志，在越南劳动党及其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站了起来，跟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胜利。“越南”就是一部反映越南人民的全面的战斗生活和他们不朽的斗争事迹的优秀的彩色纪录影片。
“越南”是在苏联和越南两国电影工作者亲密合作下摄制成的。影片从盛大的节日游行开始：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自由的红旗在蓝空中迎风飘扬，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的大广场上汹涌着人的浪潮，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是和平的日子，幸福的日子！但是幸福不是轻易得来的；幸福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是用无数英雄的鲜血换来的。影片接着把我们带进了越南人民艰苦斗争的年代里。
1946年底，法国侵略者破坏了停战协定，用突然袭击的方法侵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并且企图用“速战速决”的办法，灭亡越南。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越南人民不但没有屈服，反而给予他们严重的打击。
越南人民坚持战斗的情景，是非常动人的。影片把越南人民的坚贞不屈的意志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工厂的全部设备搬进了丛林，在丛林和山洞中制造出打击敌人的武器；农民组织了民兵队伍，和人民军队并肩作战；人民军队更以巧妙的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从38人的抗战队伍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越南的全民抗战，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从睦南关到金瓯角，每一个越南人民都在这场斗争中付出他们最大的力量。
在人民强大的力量面前，侵略者屈服了。从影片里面，我们看到英雄的越南人民军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解放了的河内。接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出现在银幕上：河内伪“总督府”门口的法国兵，愁眉苦脸地熬过他在这里的最后一分钟的值班。当越南人民军迈着雄伟的步子走上这个岗位的时候，影片用事实向人们宣告：80多年的殖民统治从此结束，越南人民军战士理所当然地站上了自己的光荣的岗位。
影片最后描叙了越南人民在恢复建设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工人在勤恳地工作，农民在收庄稼，人们正以忘我的劳动来建设祖国，建设幸福的新生活。
影片“越南”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将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生动地再现在银幕上。中国人民将从影片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同时必将通过影片增进对越南的了解，加强中越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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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已有5，600多万农民参加文化学习
据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西、贵州、黑龙江、北京、上海等24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统计，目前已经有56，413，000农民参加文化学习。比去年同时期入学人数增加了150％。
河北省82％的村庄办了民校，入学农民有4，864，200人，占全省文盲数的37％。山东省已有750万农民入学，占全省文盲数的40％。辽宁省有125万人参加学习，占文盲数的36％。安徽省参加学习的农民有518万人，占文盲数的42％。北京市东郊、南苑、丰台、海淀和石景山等5个区有条件学习的青、壮年文盲已经全部入学。占这5个区青、壮年文盲数的94％。
今年各省农民入学人数一般都超过计划。许多地区已经根据工作发展情况，修订了扫除文盲的年度规划和远景规划。河北省原订今春有275万人参加学习，现在要求春耕前组织全省农民文盲的50％，约计658万人入学，其中青年文盲466万人将全部入学，到八月底以前，扫除文盲95万人。河南、江苏两省原订到1960年扫除文盲，现在计划到1959年就扫除文盲。陕西、山东、湖南等省把扫除文盲年限从1961年提前到1960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湖北等省也都把扫除文盲规划作了修订。
今年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办校有了新的发展。江西省7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办了民校。河北张家口专区有96％的社办了民校。
各地还根据“学以致用”的原则，编写了记工识字课本。山西省长治专区有683所民校编写了记工识字课本。浙江省海盐、东阳、新登、慈溪等县由县里编的示范课本，已经在各该县全面推广。山东、山西、河北、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县已经开始编写第二册识字课本。新识字课本教学效果很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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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举行服装样品鉴定会
北京的百货大楼的俱乐部里，一日举行了一个吸引人的服装样品鉴定会。
陈列着的400多种新颖的妇女、儿童和男子服装样品，极大部分都是新设计出来的。其中各色的旗袍、小夹袄、带有摺纹的裙子、素浅色泡泡纱的布拉吉和衬衫等样品，最使参观者感到满意。样品大多数是用各种绸缎、呢绒、府绸、纱、绉和花布等制做的应季春装。
鉴定会上十多个穿着漂亮而合身服装的女讲解员很受大家注意，她们仔细地向一群群年轻姑娘介绍自己穿的服装的样式、质料、价格和制作特点。
在鉴定会上，北京市百货公司等单位的工作人员量了许多参观者的身材，并且组织观众座谈，他们将按照大家对服装样式、花色，身材的大小等方面的意见，很快地加工生产。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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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友谊的国家里
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团长
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 维科斯拉夫·皮尔皮齐
南斯拉夫记者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邀请，来中国作客7个星期。我们这个代表团是由南斯拉夫各大报纸、电台、通讯社的9名代表组成的。在友好的中国访问期间，我们始终是被包围在衷心的好客盛情和同志友好的气氛中。我们旅行的每一步都受到热爱和关怀。
我们的日程是丰富，多样而又有意思的。
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难于列举我们所访问的一切地方，也更难于谈出为我们举行的多次座谈和会见。
我们在许多工矿企业中渡过了自己的时间。我们参观了许多巨大的工厂，也看到了许多新的工业建筑工地。在厂矿企业中，我们和领导人、工程师、技术员、工人们进行了友谊的座谈，其中有很多人已经获得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我们的日程中也包括了访问许多在北京、在各地的机关。各地的党政领导人在座谈中向我们介绍了新中国各方面的生活和发展，介绍了既得的伟大成就和新的远景规划。
在访问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当中，对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问题也都得到了圆满的答复。
当我们在中国访问的期间，在各地我们都迎接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我们正赶上这个改造过程出现巨大规模的时期。
我们好客的主人为我们组织了和某些杰出的文化工作者、社会活动家的会面，也组织我们访问了一些社会福利、科学、卫生保健机关。
我们也参观了一些和中国人民近代英勇斗争有关的地方。在这些历史名胜、纪念馆中都积累了好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过光荣斗争的材料。这些陈列品和名胜古迹在我们眼中都呈现了中国人民英雄事业的活的形象，假如没有这些人和他们的事业，中国人民是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
我们的代表团也曾有机会了解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许多问题，也了解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日程中对我们代表团有无上珍贵意义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杰出领导人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们代表团，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不难想像，这种会面，充满热情的接见和衷心的谈话，对我们南斯拉夫记者来讲是意味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刘少奇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并进行了近三小时的友好谈话。
这些珍贵的会见使我们从最权威方面了解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中发展的特点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
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们走了几千公里，由北京到哈尔滨，到广州。我们由这个城市走到那一个城市，由这个厂矿走到那一个农村，和成千上百的人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见了面。
在一个记者的短小的文章中难于例举我们访问过的一切地方，也不能充分写出我们这次大旅行的观感。这需要很大的篇幅和更多的时间。
但是，总之我在这里只想谈一点。
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落后和沉痛的历史遗产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些成就是英勇的、热爱劳动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我们衷心地为这些胜利而兴奋。我们在内心中是充满了热诚的愿望，祝你们在进一步发展中取得更新的、更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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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同中国的见面
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团员
“战斗报”总编辑 维托罗维奇
去年12月27日，当我们乘坐的深绿色的双引擎飞机从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上着陆的时候，对于我们——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员们来说，这是第一次同中国见面。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伟大而又美丽的国家。
好客的中国主人和同志们对我们亲切的握手和热诚的问候“你好”，使我们不能不答以激动的心情，我们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踏上了这样一个国家的土地，这个国家的内部发展在当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即将动身来作这次远途旅行的时候，当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街上或任何其他地方碰到熟人时（他们从报纸上已经知道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将访问中国），他们头一句话就是：“你们真幸福，有机会看到中国，了解中国人民。”
这些话语不仅是充分表达了我们当时的感觉，并且也表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愿望。因为我们不仅是新闻工作者，而且也是同样经过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国家同样用自己内部的力量实现了革命，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条件。
因此，按照严格的和真正的意义来说，我们在北京机场上同中国的见面，并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在许多年以前就知道这个巨大的国家。实在说，我们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学——这是了解一国人民所必须的——的了解是不够的和肤浅的，但是，我们对中国人民历史的了解却不是如此，尤其是近代的历史，中国人民英勇革命斗争的历史。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远在20余年以前，尽管相离万里，我们就曾以激动的心情注视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足迹。以后，我们又知道你们的人民军队是如何渡过了宽阔的长江，你们的军队是如何冲破在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的重重封锁，围击。有时我们知道的还很详细；如你们的战士以超人的毅力越过了不能通过的雪山和天险腊子口（仅仅在这几年之后，我们的人民解放军队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
而且我们当时也知道你们将要赢得这个正义的斗争。当你们在解放战争最后的一些战役中给已被击溃的敌人以彻底打击的时候，我们曾经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们南斯拉夫的新闻工作者们曾经连篇累牍地报道过这些消息。在上述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即1949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巨大的著作，即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作品的翻译本。
由此可见，那天下午在北京机场上的见面，诚然不是我们同中国的真正的第一次见面。很早以前就有人说过，在各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在相互认识、了解和合作上，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能起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当全世界被许多交通线路网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地理距离的意义是越来越小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日益接近是一种客观趋势，这是我们生活所在的当今时代中最大特点之一。一切进步的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职责就在于加速促进这个客观趋势的过程，这就是：各国人民间的合作，相互了解，更密切地接近，因为这样才能最好地为我们所渴望的和平服务。
对于我们两个在历史上和在发展道路上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并有许多接触点的国家来说，这点特别重要。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是通过革命斗争取得独立的。两个国家都以巨大的努力把自己从几世纪的落后中摆脱出来。他们今天都正建设着社会主义，虽然用着不同的，但适合于本国具体历史条件的方法和形式。
我们南斯拉夫的新闻工作者们是抱着坦率、虚心的态度来到中国的。我们要看看这个相距遥远，而同时对我们很亲近的国家。了解它的问题、努力和成就，了解它的发展的形式和道路，以便向对今天中国抱极大兴趣的我国读者和人民作报道。我相信你们的读者同样也对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兴趣。
我应当说，我们中国的同行和同志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卓越地组织了我们在中国的访问，帮助我们在短短的50天中看了很多东西，了解了你们国家的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我们走了许多城市，从北方的哈尔滨到南方的广州。我们访问了许多厂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和许多人见了面——从工人、农民到最高领导人。在各地我们都受到了十分热诚的招待，感受了对南斯拉夫人民最热烈的同情。
我们从中国将带走对你们国家的发展、你们建设的成就、你们劳动人民在世界上建立新生活的热望和你们人民的伟大的劳动热情的极强烈的印象。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个20岁的女工冯申，她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工作。虽然她年青，但以灵巧，轻快，天才的双手生产出极精密复杂0.25公厘的钻头。当我看到她在车床上，聚精汇神地注视着显微镜而工作的时候，20岁的冯申在我的眼中体现了今天的中国在建设中所表现出的青春、高涨、天才和刚毅的形象。
当然，给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全体团员印象最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这是我们在中国访问期间最伟大的一个时刻。我们深信，我们访问你们的国家，和不久前中国记者访问了南斯拉夫，不仅对于我们两国和人民更好的和更接近的相互了解以及交流社会主义经验方面，而且在加强两国全面合作的事业方面将会作出巨大的贡献。这种合作是对和平和社会主义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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