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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几种世界地理挂图的意见
曾次亮
（一）《新世界大地图》（光华舆地学社编三联书店发行一九五○年二月初版）
（二）《世界新形势大地图》（陆洁清编 复兴舆地学社印行 同年四月新版）
（三）《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傅角今编 商务印书馆印行 同年八月初版）
（四）《世界形势详图》（亚新地学社编印 同年十月订正初版）
（五）《世界政治形势地图》（杨景雄绘 世界知识社编印 同年十二月三版）
上列五种地图都是解放后新编的、一般常用的中型世界地理挂图。我把它们分别阅读并作一番粗略的参互对校，发现其中有的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原则性的错误；有的基本上不失为一种好图，但也还有若干小误或不甚妥适之处。对于前者固然应该指出，对于后者也不妨就所见到的地方提出来以便校正。还有，关于地图上的“译名”和“地名排列顺向”两事，也是舆图界应注意到的问题；所以也在后面一并提出。
绘制技术方面，以《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为较好，其他四图较次。《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竟不载图例，是一大缺点。
各图内容原则性的错误以《世界新形势大地图》为最多；在国名方面：（一）对友邦越南不但未标出“民主共和国”字样，且称之为“印度支那”，并附注其英文译名为French Indo China（法属印度支那）。（二）对印尼也以大字注其英译名为Dutch East Indies（荷属东印度）。（三）台湾附注的译名，不用Taiwan而用Formosa（福摩萨）。在国界方面：（一）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间的国界绘错；将苏联土伐自治州中的肯木毕其尔和加达都绘入蒙古境内；（二）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国界绘错；将克什米尔全绘入巴基斯坦境内。在国际隶属方面：非洲的利比亚现在虽被英军驻占，但英帝国主义自己也未宣布其为殖民地，图中却于该地注“英”字。在国家性质方面，附图中：（一）将芬兰和奥地利并划入新民主主义国家一类，与波兰、捷克等国不加区别。（二）将南斯拉夫划入“共产党议席大增”一类的国家中。（三）不将越南划入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仅将其划入“共产党领导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类，与缅甸、印尼同列。这些都是应当改正的。《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中关于疆界的错误也有几处：（一）设色上将我国东北满洲里附近一带绘入苏联境内。（二）将我国新疆布尔根城绘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另外还将国界未经划定的帕米尔和干竺特完全绘在我国界外，这也是有问题的。《世界形势详图》将我国云南的河口绘入越南境内；《世界政治形势地图》在附图上将苏联的佛里求南森岛绘为挪威领土；这些也都是疆界方面的错误。
关于城市：各图中城市符号的设计也以《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为较好；它用“◎”、“⊙”、“○”等形式来表示城市大小（人口多寡）的等级，另加套色的红点或红“星”以表示其政治地位（都城或首邑）；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虽然图中没有表示次等政治地位城市（省会等）的符号，但在世界地图中这类符号似还可以从略。这是各地图可以仿效并将其更加改进的一点。另外《世界形势详图》也用套色的红点表示军港，用意和前图相近；但军港一词在我国人民常识上的意义是很不固定的，用符号来表示它，则各图的出入可能很大。像本图中就将我国的上海、永嘉、镇海、厦门、淡水、榆林港等处都标上了军港符号，其实这些地方现在并不是正式的军港。
城市符号“◎”、“⊙”、“○”的标用，除了《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以外，各图都不免有“自乱其例”、标识错误的地方。如上海、南京是我们的大行政区直辖市，镇江是苏南行署辖市，在《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中对于这些城市都用“⊙”作标识。梧州、南宁和桂林全是广西省辖市，南宁且兼为省会，该图中却对桂林梧州用“⊙”，对南宁用“○”。又如日本的京都人口多于横滨几达一倍，而《新世界大地图》却于横滨标以一等大都市的符号“◎”，于京都标以二等都市的符号“⊙”；我国的武汉和重庆都是大行政区直辖市，人口也都在百万以上，本图于汉口标以“◎”，于重庆标以“⊙”。又如河南的郑州是省辖市，洛阳仅是专署辖市，人口也少于郑州，而《世界形势详图》于洛阳标以“⊙”，于郑州标以“○”。《世界新形势大地图》对于各国都城的标识更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该图于独立国的首都用“◎”，于殖民地或子国的首邑用“⊙”；但在亚洲对菲律宾的马尼拉用“◎”，对印尼的巴达维亚却用“⊙”；又于印度的德里用“◎”，于巴基斯坦的喀喇蚩仅用“○”（普通城市符号）；在非洲于利比里亚的都城用“◎”，于阿比西尼亚的都城却用“⊙”；在欧洲对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都城也都不用首都和首邑符号，而仅以普通城市符号标识之。以上不过是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各图中这一类的缺点实在是不胜枚举的。
在交通线方面，各图中问题最多的是中国境内的铁路。《世界新形势大地图》中将我国境内还没有或正在铺设铁路的地方，任意添绘出好些路线，如长沙至贵阳，宜宾至昆明，重庆至成都等。《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中也添绘了张家口经多伦至承德间、芜湖与浙赣路间等线，却未绘出实有的石德、石太等铁路。其他三图这一类缺误也有一二。
河流、湖泊、岛屿的绘出，少数图中也间有未合。《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将黄河上游的一段绘入四川省西北角，大概是根据一种传说，但这似乎是不足据的。又将澳门绘在粤江口的岛屿上；东沙群岛的位置在本图上也有很大的偏差。《世界政治形势地图》漏绘了洞庭鄱阳两湖的出水口，以致两湖在图上不与长江通连。这错误虽然好像很微细，但也是地图中所不应有的。
在这五种地图中，有两种——《世界新形势大地图》和《世界政治形势地图》——附印了各国国旗，对于这一点，也须一说。《世界新形势大地图》附印的各国国旗，排列得敌友不分，毫无规律。且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作“苏维埃”，并将越南和德意志两民主共和国的国旗漏掉；所绘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两国国旗，把上面的徽帜印漏了；阿尔巴尼亚国旗的比例尺和上面的徽帜都不正确；匈牙利国旗上的徽帜绘制得不成样子；朝鲜国旗上的白底、红星印成了白底、黑线、红星。《世界政治形势地图》附印的国旗同样有很多错误。它把德国国旗印倒了；有若干国旗上的蓝色被印成了紫色，蒙古国旗上的蓝条又被印成浅蓝色。其余的错误可能还有，不一一列举。
关于外国地名的汉文译名，当然是应该统一的，但因目前还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译名，所以在地图或书报上都还存在着一名数译的现象。如印度西岸的Goa，在这五种图上有的作“果阿”，有的作“果亚”，有的作“疴袜”；其他的读物中却多作“卧亚”。“每一种图书上的地名总须自相统一，在一幅图上更须统一”，这应该是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拿这个标准来看，《世界政治形势附图》就有未合。因为本图下方只有两小块附图，而其中的译名就有几处与正图不一致；如南欧的“的里雅斯德”，附图作“的里雅斯特”；苏联的“梯比里西”，附图作“第比里西”；伊朗的“大不里士”和“本得阿巴斯”，附图作“大不列兹”和“班达阿巴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附图作“巴塞罗纳”。这种一名两译的情形在一切读物中也间或有之，不仅地图为然但在地图上更应当特别避免。
《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上附有不少红色套印的简单文字，用来说明各国的政治现势，或标示两地间的航程海里数。这是一个优点。但这些附加的文字有竖排的，有横排的；横排之中又有的左行，有的右行。一幅图上文字的读法竟有三种，其不合理是无待言的。我以为一切地图上附印的说明文字应全改用横排右行（自左而右），以求统一。
最后，这五幅图中地名的汉字排列顺向，只有《世界形势详图》一种是横排右行的，其他四种都是横排左行。这涉及目前地图上“地名汉字排列方式”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地图上的地名有两种排列方式对立，较旧的是横排左行，较新的是右行。右行的排列法既可与外国地名原文的“读向”一致，又与数码的“读向”一致，实在是很方便合理的办法。近年制图界改用右行的已经日见其多，但还没有完全照这样做，所以目前国内各种地图在地名排列上存在着一种紊乱现象，使读者在参阅比对上非常不便。我希望今后制图家在编制新图时能一律用右行新式，旧图在重版时也尽可能重绘。
总的说来，以本文所讨论的五幅挂图为代表来看，在绘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希望地图编绘者、出版者尽可能改进，使我们能有一幅很完善的挂图。这是今天迫切需要的。
编者按：曾先生这篇文章中，就几种世界挂图中事实、材料与绘制技术上的错误作了些批评。应该指出，这五种地图中，《世界政治形势地图》是在政治上较正确，绘制也比较好的，《世界新形势大地图》最差。在一般世界地图上，除曾先生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外，最主要的是不分轻重地罗列一些国家与地名，不根据一定的要求来编辑。我们迫切的需要几种材料确实，按照一定的政治目的与读者对象编绘的世界形势地图。
其次，我们曾经接到有些读者来信，对没有包括在曾先生文章里的另外几种地图提出意见，在这里需要作一个补充。天津周抗同志指出上海复兴舆地学社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的《新世界政治大地图》（陆洁清编，申屠周绘，邵越崇校）把芬兰和奥地利列入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原则错误。同样一个错误，是武昌中原大学穆毅同志指出的：亚光舆地学社一九五○年九月出版、大中国图书局经售的《世界大地图》（编制者马宗尧，校订者金擎宇）将芬兰和南斯拉夫列入新民主主义国家；图中未将越南民主共和国明确划出，只笼统地称为越南，用ANNAM（安南）作为附注，都是严重的错误。
此外，汉口中南军大宋之瑞同志来信指出地图上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线的错误：从乌兰巴陀（库伦）通到苏联恰克图的一铁路尚未筑成，但在很多图上画上了；而实际早已通车的乔巴山（或称巴音土们、克鲁伦）至苏联赤塔附近的一条铁路，在地图上却没有画出。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下列地图都有这样的错误：一九五○年三月版、马宗尧编《最新世界大地图》，金竹泉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一九五○年四月版、金擎宇编《袖珍最新世界分国精图》和《袖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精图》，一九五○年九月版，凌大夏编《最新世界分国地图》。还有上海大陆舆地社一九五○年四月出版、张文起编的《世界现势新地图》也同样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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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谈宣传爱国主义的小专栏
从今年一月开始，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成了共同的主题，报纸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有成绩的。
目前各报所采取的宣传爱国主义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一种以唤起爱国主义为目的的小专栏。继本报《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上海大公报的《中国的世界第一》两个专栏之后，全国各地有许多报纸已辟了同样性质的专栏；尤其是小型的通俗报纸，采用这种方式的更多。事实证明，这样的小专栏是为读者所欢迎的。
有些报纸在增辟这种小专栏时作了有意义的尝试。上海大公报继“中国的世界第一”之后，二月二十日又在经济新闻版中辟了一个小专栏，介绍“中国的土特产”，打破了“世界第一”的主题的狭隘性。河北日报从二月一日起在报头右方辟了不固定的专栏，从各方面介绍我们的祖国，专栏是从《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光荣伟大的中华民族》等题目开始的。但是，由于没有总题和插图，因此显得不很夺目。山东农村大众报从一月十七日开始在第三版辟了小专栏《伟大的祖国》，并在刊载这个小专栏的第一天，发表了社论“‘爱祖国’的内容和要求”。从我们已收到的十几期中看，小专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七日介绍我国的一般情况，一月二十九日到二月三日介绍历史上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二月十一日以后着重宣传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传统；在后一部分中包括这样的题目：《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的爱国英雄》，《五四爱国运动》，《二万五千里长征》，《七七抗战》等。山西农民报的专栏题为《我爱我们的伟大祖国，祖国在世界上数第一》，文字采取了顺口溜的形式；无锡工人生活报的专栏《我们伟大的祖国》也采用快板形式。这些都是适合工农群众的要求的。但是山西农民报的题目都带有片面性——我们在有许多方面确是“世界第一”的，笼统地说“在世界上数第一”可就是不正确的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小专栏都是有自己特具的内容，或作了创造性的尝试的；更多的这样的小专栏只是本报《我们伟大的祖国》或大公报《中国的世界第一》的转载和翻版。阜新矿工报转载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翻版，由于完全用原报复制铜版，因而印刷出来很不清晰，削弱了宣传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旅大人民日报的可怕的疏忽，该报一字不改地转载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于是纪念“二七”的图文发表在二月十七日的报上，说明中却还是“二十八年前的今天……”。天津解放两周年也由一月十五日错成一月十七日了。这样的疏忽是完全不应该有的。
缺少创造性的尝试和原文转载，造成了这种小专栏的严重的一般化现象，到处是关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发明这一类常见的记载，没有真正用力去发掘实际上到处都存在的更多的材料，特别是没有与当地的地方风光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比如梁思成先生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提出的河北赵县的赵州桥，是我国古代建筑工程上的伟大创造，在历史上是“世界第一”的，但这个材料河北日报就没有加以利用。又如山东农村大众报在《伟大的祖国》中也介绍了长城和运河，但就没有注意与地方生活的实际联系起来，适当地说明一下纵贯山东西部的运河对山东历史、文化、经济的影响，并发表一幅表现山东境内运河两岸情形的照片。然而这一类材料是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的，不一定要专家才能提出，如果报纸注意用各种方法向群众搜集，便可以从各种成文的记载和熟悉当地掌故、文物、古迹的地方父老中得到许多这样的材料，经过编辑部的慎重的研究和选择，把其中最可靠的和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作为这种专栏的内容，一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种专栏的一般化的缺点。
报纸只有把爱国主义的教育与当地人民的具体感受结合起来，只有利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鲜明的对比来宣传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区、眼前的美好生活，并把当地生活中和工作中的每一新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联系到爱祖国、爱我们具有光辉前途的事业上来，才能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也只有这样的宣传才是具有思想性的。
南京新华日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提倡的。二月份该报曾两次以画刊半版的篇幅刊载关于宣传爱祖国的图片，二月五日的一次便是以“人民的南京，锦绣的河山”为题的关于南京的介绍。这只是尝试性的努力，也许还不是很有计划的。然而这正是各报宣传爱国主义的专栏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是报纸的经常的重要任务，宣传爱国主义的小专栏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证明它是值得继续采用的形式之一。但是克服这种专栏的一般化倾向，尚有待于各地报纸工作者的辛勤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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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题计划——出版事业的基础
马尔库斯
编者按：制定选题计划（编辑计划）是出版社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出版社的工作基础。选题计划的制定，要具有明确的思想性与政治性，要配合国家当前政治要求与建设要求，要考虑“能够帮助每个部门能最好地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任务”。出版社要按照自己的专业性质与读者对象来制定自己的选题计划。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调查研究，缜密将事。
选题计划的内容
选题计划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它是在一定期间内准备出版的著作物总目录。选题计划的明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是出版社顺利执行它的政治任务的必要条件。
出版社的专业化，只不过规定了它们出版的选题的一般性质，出版社的选题却要在选题计划中才能够具体化。在制定选题计划时，应当注意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国家所面临的文化经济任务，从多种多样的主题中间，选出那些最能使读者感到兴趣的主题，列入计划里面。
比方说，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出版选题的目标集中到对敌人作斗争。到了和平建设时期，苏联的一切出版社的选题计划都是从发展国民经济和全国的文化要求的任务出发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给每个经济部门，每个政治、社会、文化团体提出了具体任务。出版社有义务把那些能够帮助每个部门能最好地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任务的读物，供给自己的读者。
作为出版机关选题计划的基础的，首先是与出版物主题直接有关的党和政府的指示，以及与某一出版社直接有关的特别指示。可做为前一类指示的例子的是：联共（布）中央关于书籍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决定，关于生产技术宣传的决定，以及政府关于高等、中等学校教科书出版的决定等。属于后一类的例子是：联共（布）中央关于国家出版局出版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六年），及关于国家文学出版局工作的决定等。
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法令同样也是出版社选题计划的基础。
列入选题计划的读物，要符合出版社的专业性质，也要能适合该出版社服务对象的读者群众的要求（读物要按专门问题分成科学的、教育的、技术生产的等等）。
选题计划应当尽可能包括专门程度不同的各方面的读物，以便能全面地为各种不同的读者层服务。
选题计划应当规定配合重大事件、革命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等日子的出版物。通常，这样的出版物要想事先适时地、具体地规定出书名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计划中只提出印刷单位数量和一般的主题性质，而不必有精确的书名。
在选题计划里面还应当包括定期出版物（期刊）和定期出版的预约书籍。
编制选题计划不只限于确定著作物的名称，——在计划里还必须刊出已经约定的著作人。出版社选择著作人的基础是：精密地研究著作人的学术著作或文艺作品，同时还要了解有关他们的著作的批评意见。
接着，就是要规定准备出版的作品的篇幅和印刷册数。
规定出版物的篇幅是由出版物的类型来决定的。例如，小学教科书的篇幅通常不能超过十二个印刷叶（见译注），高级学校教科书的篇幅平均要在二十个印刷叶左右，群众性的政治宣传读物则不超过三——五个印刷叶等等。
专门性著作和教科书的印刷册数，首先要根据各该有关政府机关的材料，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和专家的总人数来决定。发行机构关于某一种出版物的发行数量的材料，读者人数统计以及图书网转来的订书单，对于决定通俗科学、群众性的政治读物及其他类似的准备供给广大读者的读物发行册数，是有很大帮助的。各图书馆编制的有关预约人对读物需要的统计资料也有很大的用处。
制定选题计划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它要求出版工作者具有巨大的主动精神、创造性的工作和丰富的知识。那些负责准备并制定选题计划的编辑工作者，不但要熟悉读者群众的要求，而且必须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书籍供给读者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出版机关必须及时了解各个阶层：各业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专科及各种程度的学生等对于书籍的要求，并分别地为他们服务”。（注）
选题计划的制定
制定选题计划是出版社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主题必须能解答当前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科学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在着手编制选题计划之前，出版社必须先做搜集材料的广泛准备工作，借以了解读者对书籍的要求。这些材料可以从各个政府机关的计划，以及各学术组织、发行机构和图书馆等资料中取得。
为了周密地研究读者的需要和正确地编制选题计划，出版社必须与它的出版物的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因此，出版社要时常召开读者会议，邀请专家参加编辑会议，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也要常常参加各种学术性的会议与代表大会，并注意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等等。编辑人员这样地参加科学教育机关的生活，还会帮助他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代各种科学部门的问题，而这一点对每个编辑人员的工作来说是很必要的。
著作人提议出版自己的原稿，对编制选题计划有很大意义。在国家出版局初成立的时期，选题计划主要地是以“自流地”到手的著者原稿来凑成的。其后随着出版工作的计划性的发展，“自流”日渐让位给有组织的计划工作，但在文艺作品的计划编制上，很长时期还继续着“自流”的现象。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根据收到的稿件和约定的稿件来编定计划的，并未能事先估计到图书馆、学术机关和广大读者阶层的要求。在一九四○年，联共（布）中央看到这种“计划”方法的不正确，于是责成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特别成立的编辑委员会来预先审核选题计划（现在各大出版局都有编辑委员会）。
之后，当出版社的各个编辑室订好了选题计划草案，并得到总编辑和社长同意后，此项计划草案即分送专家进行预先审核，并交付科学团体和社会团体讨论，经过适当的修正后由总编辑和社长批准。如果出版机关内有编辑委员会时，在批准以前还应送交委员会预审。组织健全的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对提高出版社所出书籍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有很大帮助的。
出版物的选题计划还必须适应出版机关在计划期间内所能掌握的纸张数量与印刷能力。
选题计划的项目如下：（一）著作物名称；（二）著作人或翻译者姓名；（三）印刷篇幅和著作篇幅（以印刷叶和出版计算叶计算）；（四）印刷册数（以一千册为单位）；（五）出版物叶数（按印刷和出版计算叶印出的叶数计算）；（六）关于出版准备的阶段和各种出版物在计划期开始前的工作情况的说明。
选题计划编制完备，送呈出版社的上级机关：印刷出版发行总管理局及有关部会等批准。
最近几年来，出版计划工作具有了具体的性质。计划方法已经从过去的、只是按书籍的分类规定数量的方法（如出版物种类数、印刷册数、出版物叶数），过渡到选题计划的方法，即按各种书名编制计划的方法。
（本文译自马尔库斯著《出版事业的组织与经营原理》一书中的第三章之数节。）
刘丕坤译、刘群校
（注）：联共（布）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见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真理报》
（译注）：印刷叶和出版叶，是苏联出版物的计算单位。苏联一般的书籍，多数是十六开本（即每张纸切成十六叶）一张印刷叶为切开后的八叶，即半张印刷用纸。其中约容纳四万个字母。一张出版叶就是一本书的八叶（十六面），大小和字母容量跟印刷叶相同。但出版叶是依书中所有的叶数计算，连未经过印刷的空白叶在内。印刷叶则以在印刷机上经过印刷的纸张为限。苏联书籍右页靠近钉口的下角，每隔十六面印有很小的数字，就是表示这本书的出版叶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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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年的出版物
中国科学院在一九五○年的出版工作上表现了显著的成绩，除了三种综合性的期刊：《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和《科学纪录》进行了它们的特定任务外，还出版了不少专门学科的期刊和丛书。
专门学科的期刊，一共出了二十种，大部都是季刊，其中社会科学的有《考古学报》及《史学集刊》二种（《语言学专刊》在印刷中）。自然科学方面有下列十八种：《中国物理学报》、《中国化学会志》、《中国地球物理学报》、《气象学报》、《地理学报》、《中国土壤会志》、《中国地质会志》（即可发行）、《地质论评》、《中国古生物学会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国水生生物学汇报》、《植物分类学报》（已付印）、《中国动物学杂志》（即可发行）、《中国植物学杂志》、《北京生物科学年报》（即可发行）、《中国昆虫学报》（即可发行）、《中国农业研究》、《化学工业与工程》。（此外，正将付印的尚有《中国数学学报》及《生理科学》两种。）
关于丛书和专图方面，也出版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有《殷墟文字乙编》、《殷契摭佚续编》、《居延汉简考释》、《郭象庄子注校记》。（正在出版中的有：《苏联语言学讨论集》、《中国埠际贸易统计》、《辽文汇》等。）自然科学的有：《自然科学讲座》四种（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一九五一年天文年历》、《河北省原产及习见栽培植物名录》、《人与昆虫的斗争》。（在印刷中的有：《广西地质图》，即将付印的有：《橡胶草参考文献》、《苏联科学院的介绍》等。）在丛书及专图方面，去年的出版工作缺乏计划性，今年可能做得较好一些。如《中国现代科学论著丛刊》、《中国各种自然科学的科学史》、各种学科的手册及各种调查报告等，希望能在今年有系统地出版。
在这里，我们需要附带提一个意见。在上举的中国科学院的若干刊物上，如《科学纪录》、《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国物理学报》等，有些在封面上不注明刊别、卷期或不标明出版年月。我们以为还是加以著录比较好。
卫生部号召展开评论医药学书刊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对各级医药卫生机关及全体医药卫生工作者发出指示，号召全国各地医药卫生工作者广泛介绍有价值的医药学书刊，介绍或反映医药学上各种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对已出版的医药学书刊有不同的看法或发现错误的地方时，应用善意的和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以便推动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提高。这个号召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做得很好。
各地出版的宣传员手册
各地出版的主要供宣传员用的小刊物，已有不少，本刊第七期曾提到东北区的《宣传员手册》，西北区的《宣传员手册》中南区的《宣传员》，绥远省的《宣传员手册》，天津市的《宣传手册》等五种。除了这些以外，已出版的还有华东区的《宣传手册》，内蒙自治区的《宣传员手册》，察哈尔省的《宣传员手册》，河南省的《宣传员手册》，天津铁路管理局政治部出的《铁路宣传手册》等。
加强农业增产的宣传
密切配合政务院本年关于农林增产的决定，进行搞好农林生产的宣传工作，东北《新农村》四十五期，在这方面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本期选登了各地劳动模范的应战和挑战书，发出展开爱国主义农业生产大竞赛的号召。此外并指出合作社应配合社员春耕需要，有计划地准备农具种籽及推行赊购办法。用生动的实例，鼓励农民整顿互助组，学习农业技术，并介绍了增产棉、麻工业原料的方法经验。华东《宣传手册》第三期发表“一九五一年华东农业生产的任务”、“做好春耕运动的宣传工作”和“春耕准备”等宣传文字和插画，号召该区农村工作干部和全体农民在巩固去年丰收的水平上，增产粮食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万斤，恢复和发展蚕丝、麻、烟叶、茶叶等工业原料和特产。
目前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切面对农村的刊物，必须重视并善于运用宣传刊物这一武器，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力量，才能胜利完成农林增产的巨大任务。当此春耕时节就要到来的时候，发展农林生产政策的宣传更是迫切需要的。
《旅行杂志》的转变和改造
在旧社会中具有二十四年历史，一向为过去“有闲阶级”的游山玩水而服务的《旅行杂志》，面对着新中国的变化，初步开始了它的转变和自我改造——“从原来比较狭隘的服务观念”（见该刊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的二十四卷十二月号《编辑室》）转变到“就文教与经建的两大任务中，发挥其一定的作用”（同上）。这一个转变与改造，在本年一月出版的该刊中，还没有显著的表现；到了二十五卷第二期（二月出版），已经开始表现了它的新的面貌：它已开始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北京之行给我的教育意义》、《人民的新南京》、《朝鲜介绍》等具有新意义的文章，对它的读者进行史地和时事教育。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缺点还是有的，例如《穿过陇山群峰的宝天段铁路》一文还是只谈些“历史掌故”，忽视了该路正在西北军民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呈现的全新的业绩。我们的祖国是伟大、可爱的，我们祖国每一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是多种多样的，《旅行杂志》很可以从这些广大的范围中汲取题材，对它的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旅行杂志》能够走上正确的新道路，一定会把更多的读者团结在它自己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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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动态
报纸动态
群众日报的改进计划
西安群众日报三月一日发表了胡绩伟著的长文《怎样改进群众日报》，是该报去年十二月起检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的报纸工作，学习会议文件和苏联办报经验的讨论会的总结。
总结中指出群众日报的努力目标是：应具有鲜明的西北地方色彩，充分反映并推动西北的实际工作；把时事宣传和政策宣传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满足读者对文学、艺术、科学等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总结中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注重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决定“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通讯员参加报纸工作”，“报纸编辑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抽出一部分编辑同志派到西北各地去，负责团结和组织广大的积极分子，……加强报纸与西北人民的联系”。总结中对于改进文风和版面配备也有所讨论和决定。
《农业技术学校》
东北日报继《车间工作》、《农村工作笔谈会》之后，二月二十四日又增辟了一个新专栏《农业技术学校》，发表了《四千亩沙地变良田》，《涝洼地大翻身》，《改良土壤四范例》等有关土壤改良的四篇文章。编者表示，这个专栏将“随时介绍各地改进技术，增产粮食、特产的先进经验和有关改进技术的基本生产知识”。
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
解放日报三月一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苏南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步总结》，苏南行署副主任刘季平在苏南城市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摘要和《临沂专区农村开展爱国运动的几点体验》等文章。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进一步深入和普及，及时总结已有的经验并加以发表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
为了适应上海和华东地区读者的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购买力，解放日报从三月一日起分出“本市版”和“外埠版”两种，内容因地区的需要而稍有不同，售价则因“外埠版”减去了上海以外各地不必要的广告等，比“本市版”便宜三百元。这对于上海和华东各地的读者都有好处。
发扬群众的智慧
山东农村大众报《农村园地栏》去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提出“村干兼职多，会议多，耽误生产怎样解决”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结果收到了分布在山东各地四十余县的一百零二个读者写来的七十二封信，参加讨论的大部分是村干部、农民和部分县区干部。来信中报道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些因素，并指出了解决办法：村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个讨论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第6版()
专栏：
读者·编者
本刊从这一期起增辟这一小栏，来广泛反映、讨论出版物和著作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在这里的，虽然是编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主要是从读者中来的。采取这样的形式，是打算更及时和更敏锐地反映读者的意见；因此，希望读者们多多提出问题。
编者
一本有价值的小书说起
魏子初先生著、人民出版社本年一月初版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是一本小书，然而是一本很好的小书。编者说明：“本书是研究外人在华投资的一个提要性的报告”，这本书确实很扼要地达成了它的任务，系统地解决了我们所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的好处是：资料扼要丰富，文字精简有条理，观点清晰正确。读者从这一本小书里面，可以了解半世纪来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趋势和特点，外资在我国经济上的比重，以及解放以后的新变化。不论就征引材料、组织材料和说明材料讲，著者充分运用了谨严、细致的精神，很严肃地做好了他的著述工作。这样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各方面的原始材料加以精细研究发掘，是很值得重视的劳作。
一本书变成了两本书
潘公昭先生译、中外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的《苏联城乡关系》和潘朗先生译、中华书局一九五○年一月初版的《苏联怎样克服城乡关系》二书，除了书名不同，原著者被译为“柯锡列夫”和“柯什立夫”不同的字样外，全书文字是一样的。据读者反映：照情形看，很可能是潘朗先生或潘公昭先生把译稿重复出版，因而形成了“一书两印”。对于这样的事情，读者是有权责难的。
《图书评论》（本刊前身）第九号上曾经刊载了读者对《中国说唱诗》和《春云离婚》一书两印的指责，最近王亚平同志已在《文艺报》三十二期上作了检讨与说明。对于上述两本小书重复出版的经过，我们也希望潘公昭、潘朗先生对读者说明一下。
我们的意见是：一书数印在生产上是一种浪费，这种少有的现象是应该消灭的。反映这一件事，主要目的在此。
另外“两本内容雷同的书”
太原山西大学陈寿琦先生寄给了我们一篇稿件，题目是：《两本内容雷同的书》。他指出：一、李正文先生著，三联书店一九五○年三月初版的《战后经济学说》和二、特拉赫金堡作，李少甫先生译，中华书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两本书虽有著与译的不同，而“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因而他判断“李正文君的著作必是译本无疑。”
来稿中说明：“将李正文君著作与李少甫君译本对照一下，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李正文君在正文前面加上个小引，后面加上了一句话，正文中也有一些添加语。此外在每节前面都加上了一个小标题，而且加得极合适。文字也比李译本流利得多。”像这种情形，如果用上“编译”字样出版并加上一个说明，是更符合于事实的，也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战后经济学说》原是一篇专文，可能是在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中发表过的。文中还保留了若干回避反动派检查的痕迹，例如书三页引用斯大林的话用着“欧洲曾有一个伟人说过”，甚至还把斯大林的名字变译为“姚席福”（Joseph的变译，见书六五页）。可是把这些痕迹一直保留在一九五○年三月出版的书中，这就是可笑的疏忽了。
直到今天为止，很审慎地检查过去印过的出版物和重版书，做好一切必要的修订，还是著作家和出版家应该共同认真搞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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