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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严肃地执行党的纪律
短评
从中共天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党组织对王君健问题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在我们党内对纪律的执行，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严肃地对待某些党员的错误，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其错误性质、影响，而后按照党的原则进行处理。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只凭少数人的一知半解和感情用事，决定处分。
中共天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因为采取了前一种态度，所以能够深刻地认识了王君健的错误不是一般党员所犯的工作上的、思想上的错误；而是反党、反工人阶级、反人民的反革命行为。当王君健在党内达不到个人目的时，便谩骂党“官僚！”“不民主！”……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王君健完全是一个混入我们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因此，党对这种异己分子就只有一个办法：为纯洁党的组织而将其开除出党。
但是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党组织却对王的错误采取了毫无原则的态度，让这个阶级异己分子继续隐藏在党内，进行他的反革命行为。全总干校党组织所以发生这一错误，主要是因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缺乏原则性与严肃性，不能够为了保持党的组织上的纯洁，无情地把这个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而是片面地考虑对他“争取”“改造”等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及受反动派教育的影响的表现”而加以原谅。
若干地方党组织在对一个党员进行处分时，常常考虑这个党员有“功劳”，有“资格”，“曾经在党内工作过十年”，“工作过二十年”，而给以无原则的照顾。有些人应该进行处分的没有进行处分，应该开除党籍的没有开除党籍；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为了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党，必须反对这种执行纪律中的毫无原则的错误偏向，全党应该与这种倾向作严重的斗争。
开除阶级异己分子王君健
中共天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开除了阶级异己分子王君健。据公布的决定中称：
王君健——东北辽阳县人，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四八年二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现为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研究室研究员。
王君健在校读书时，就崇拜希特勒、蒋介石；并以它们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王君健自称参加过三青团，参加过反苏游行。后来因为王君健在学生运动中，假装积极，混入我们党内。王君健入党后，一贯自高自大，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群众利益，常常以“左”的行为破坏党的政治影响。党虽然在一九四八年七月曾将王君健调至解放区学习；但仍未能够改造他的原来的思想意识。
王君健的主要错误：（一）政治上极端反动，诬蔑“苏联工人愚蠢不文明”。他认为报上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好是“吹牛皮”；另一方面他宣扬“美国如何文明”。这是与王君健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因此王君健在党内进行着一切破坏党的活动。（二）对工人阶级进行诬蔑。王君健认为工人阶级是落后自私的，什么都不懂，他曾诬蔑“那个女工都想当姨太太，那个男工都想当资本家”。因此他认为工人阶级不配为领导阶级。他诬蔑党所说的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那是给工人阶级戴高帽子（意思是欺骗手段）。王君健认为工农出身的党员“没用处，给党丢人”。对于群众，他认为落后，自私，“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三）对党的纪律采取对抗态度。王君健要求党给以名誉、地位。当党不能满足他的个人欲望时，他就谩骂：“什么领导，官僚！”“党内不民主”，“大干部”“小干部”，怪话连篇。他对组织、对领导采取两面态度，当面服从背后对抗。他并把党号召党员起模范作用，叫做是“束缚”与“麻烦”。
王君健入党已二年多，虽然党对他的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曾一再给予教育；但王君健坚持不改，继续反党、反苏、对抗组织、对抗领导；对工人，对群众，对同志进行诬蔑，使党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王君健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挽回党的影响，经本会研究，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附：
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对处理王君健党籍问题的检讨（摘要）：
（一）学校支部发现王君健在政治思想上存有严重的错误后，没有详细分析其错误性质及其对党的危害程度。王君健错误是原则性的；但支部却未按党的原则处理，而是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其错误。（二）支部在讨论对王君健处分时，是单纯的考虑对其争取改造问题，所以虽然支部内有不少党员群众已提出王君健“不够党员资格”的意见；但支部仍然把王君健留在党内。（三）处理王君健问题整个过程表现了有右的思想错误。这是由于支委同志们的觉悟程度低，把对王君健的处理和对争取改造某些党外知识分子混同了起来。王君健的行为明明是个阶级异己分子的表现；但支部却看成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及受反动教育影响的表现。因此支部虽然也曾认识到王君健是阶级异己分子；但却不能按照清除异己分子的原则去把他清除出党。这是支部强调了对其教育改造，而忽视了党的纯洁与统一之故。这都是值得支部严肃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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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农干部王志熙是怎样学习的？
李在阳
工作好，学习差
山西昔阳县马?岩村，是座落在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能写一封信的人就算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王志熙同志就生长在这个村庄里。
“七七”事变以前，志熙同志的父亲给地主当长工，家里很贫苦，志熙同志在本村小学里读了二三年书，再也读不起了，只好在家里帮父亲做庄稼活。他小时候认的一些字，就慢慢忘记了。“七七”事变以后，志熙同志仍然在家种地。他是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他逐渐脱离生产，专门做革命工作。他曾经担任过村长、区助理员、区长、中共区委书记等职。他一贯埋头苦干，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志熙同志到了河南，开始被分配在唐河祈仪区担任区委书记。整天忙着剿匪、战争勤务等繁重的工作，顾不上学习。有一次桐柏日报社的记者赵岱同志到他那个区采访，他要赵同志给他提提意见，赵同志说：“你能艰苦工作，也有工作能力，就是文化程度低。而且又不注意学习！”赵同志的意见，在志熙同志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程度低，工作上碰到难关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唐河县委调志熙同志到昝岗区担任区委书记，并确定昝岗区是全县群众工作的重点。志熙同志感觉党交给他的任务太大了，向县委提意见说：“我文化程度低，党给我这么大的任务，我不能胜任！”而县委的答复是：“你一向都能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这次希望你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同样完成任务！”
志熙同志到了昝岗区以后，决心想把工作做好，但由于文化程度低，在工作中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看不懂上级发下来的文件、指示、报纸、书籍……他拿着这些文件光发愁。看吧，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而且里面还有好些字认不得，看过了还不知道文件的内容是什么；不看吧，就作不好工作。这问题使他苦闷透了。
就在他陷在苦闷中的时候，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向江南胜利发展，上级准备在河南开始和平建设。这一新的形势又给志熙同志带来了更大的苦闷。他想：战争胜利了，搞建设要动笔杆子，自己就是拿不动笔……。
这时候，昝岗区有一个区委委员，也是工农干部，思想意识很好，工作也很踏实，上级要他担任区长的职务，但他不会写。开会时，自己不能写个发言提纲，别人的发言也记不下来，于是苦闷不堪，无法进行工作，结果只好要求上级调动了工作。这件事给了志熙同志一个很大的刺激。他觉得工农干部要是不好好学习，那是不成的。但他又觉得学习是那样困难，有时甚至想：“干脆回家种田吧！”
但是，志熙同志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员，他知道“回家种田”就是脱离革命，脱离党。这是一种蜕化思想！“我不能这样想！”他和自己的落后思想作着斗争。
克服了学习的思想障碍
志熙同志在极度苦闷中记起了报社记者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县委要他“在工作中好好学习”的指示。于是，要求“学习”的思想开始生长起来了。
决心下定了，他就计划看理论书，同时学习文化。后来，上级又发来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他就开始学习了。掀开书皮一看，第一章的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他觉得这题目很费解，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往下看。不行了，生字越来越多了，“科学”“文化”“政治”“社会形态”……这一大堆名词也不懂。他就丢下书本发起愁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找人教，但这也是难事。他想：自己是领导干部，向别人求教，不惹人笑话吗？他又不免有些灰心丧气起来。但他回头一想，自己不懂不问人，要是闹出笑话不是更要惹人笑话吗？譬如说，他过去把“措施”念成“昔施”，把“逸”念成“免”，把“诞”念成“延”，别人听了还不是一样笑话吗？他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当群众的小学生。”他于是觉得自己不能虚心向人学习是不老实的态度。
团结知识分子，解决学习困难
这时，他已经下乡工作了，住在大树李乡乡公所里，乡公所对面就是一所初级小学。他向校长李守芝同志借了一本字典，便送给了他一本，赶快跑回来试着查字典。可是这本字典是四角号码的，他不会查。又不好意思问李校长，只得打开字典一页页的翻着找生字。虽然把生字找到了，可是上边是注音符号，他不认得。
但这并没有使他沮丧，他仍然要学下去！于是他下定决心，向李校长请教。当他第二次去找李校长时，就诚恳地告诉李校长，自己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以后要他帮助学习。李校长见到志熙同志这样诚恳，马上就教志熙同志查字典，认注音符号。
从这以后，志熙同志便和李校长时常来往，除了相互研究一些疑难问题外，志熙同志还有意识地去了解李校长的家庭和思想情况，帮助他学习政治。
后来，他又把乡干部和区干部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学习小组，推选李焕杰同志当组长，教不识字的同志认字，督促大家学习。这样，志熙同志的学习不孤立了，学习兴趣也提高了。他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用两点钟时间读《新民主主义论》，晚上工作作完了，就找李校长和乡干部李焕杰，三个人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候，使志熙同志感到困难的是看了记不下。他就反复地进行阅读，读过后再抄写几遍；这样不但使他练习了写字，而且使他记牢了一些字和词句。
三个月过去了，他认识了不少的生字，懂得了一些名词。接着又学习高岗同志《荣誉是属于谁的？》和邓小平同志在南京排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志熙同志学习以后，就根据两个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并在区干扩大会上，作了检讨。
到了秋天，志熙同志又到岗柳乡去搞重点工作。他在去的路上想到：岗柳的知识分子更多，学习环境更好了。到了乡公所以后，他放下行李就跑去找小学的方校长，取得了联系。后来，他又主动地去检查学校的工作，并通过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和教员们都熟悉了。他又直截了当的先告诉人家自己文化程度低，希望以后多多帮助他。
“以后还得好好学习！”
两年来，志熙同志在学习上有了惊人的进步，他学会了写报告、记笔记、阅读一般的书籍文件，很称职的担负起了唐河县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但志熙同志仍然很虚心，他说：“还不够！我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很差，阅读苏联书籍的译本时，还有困难，以后还得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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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电影局北京、东北、上海制片厂职工
向毛主席报告超额完成任务
【本报讯】新年前夕，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所属北京、东北、上海三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向毛主席报告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情况。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年生产故事片五部（原计划是四部）、纪录与教育片十七部（原订十六部），新中国简报五十号（原订三十四号）、翻译教育短片四十二本（原订三十六本）。东北电影制片厂一年中超过了过去四年的生产总额，摄制十三部描写工农兵生活及经济建设，与解放战争的故事片，翻译了三十部富有教育意义的苏联影片。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又超额译制了揭露帝国主义制造战争的苏联影片《秘密使节》与《阴谋》。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年中制作了八部故事片、一部美术片（包括二个动画片和一个木偶片）、十一部翻译片、一个大型纪录片、六个纪录短片和十三个新闻简报（原订任务为影片二十部、简报十二个）。这些影片不仅在国内教育鼓舞了全国人民，打垮了反动的英美影片，并使年轻的人民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一定荣誉。但是，三厂职工并不满足于已得的成绩。他们表示将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骄不躁”，通力合作，充分准备力量，以更大的努力迎接一九五一年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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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以积极分子的行动代替了群众性的运动
——评部分报纸对参加军干校的报道
从十二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后，各地报纸对这一问题的宣传，一般都能根据实际运动的发展，作了连续性的比较凸出的报道。但是在宣传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前的报道中，部分报纸的部分新闻中，过份强调了积极分子的活动，如不注意改正，容易助长脱离群众的倾向。
本报在三日和十一日的报上报道了“回民学院学生张志坚战斗队七人、保尔柯察金战斗队十五人……都表示……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及“同济大学已组成‘毛泽东战斗队’……‘马特洛索夫战斗队’，准备集体报名。”
长江日报在十八日“报名者已达一万七千余”新闻中，更特别表扬说：“一般已经报名或已经表示决心的学生均已分别自动的组成了冠以各种英雄人物名称的‘战斗队’。”新湖南报在十一日报道了“动员干部，争取各方面工作密切配合和团员模范带头作用，……政治系、法律系（按为湖大）十五个同学首先成立了‘毛泽东战斗队’。”
上海解放日报在六日报道了“交大……工管三全班十三人，有十二个报了名，他们以百分之九十三的光荣数字向全校各班挑战。”九日报道了“数理系有一级集体报名，定名‘毛泽东班’，农艺系‘金日成班’有百分之九十同学参加，新闻系投考空军的同学组织了‘毛泽东飞鹰队’。”十二日报道了“交通大学……‘伊凡诺夫战斗队’的先锋部队，就踏着整齐步伐到达了报名地点，‘伍修权战斗队’于晨二时三十五分相继而来。”“缉规中学高二下十二位同学组织了‘奥列多战斗队’，准备参加坦克学校，……大公职校同学组成了‘任弼时战斗队’。”南京新华日报在十四日报道了“医学院一年级同学在其他院系热烈参加军校的影响下，尹素贞……等二十一个同学组成‘斯大林战斗队’。”其他如苏南日报十三日报道了“师三乙班二十六位要求参加军干校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保尔·柯察金队，简师全级四十五个同学就有十九位同学要求参加军干校，他们也组成了一个保尔队。”青岛日报十五日报道了“一中保送委员会于十一日成立后，各班相继组织了各种英雄名称的战斗队，都准备争取第一个报名。十四日早上三点半钟，奥列格战斗队的队长便到报名处去等着签到。他围着毯子，和保尔·柯察金、梅列谢夫等战斗队的队长们，一直等到七点半钟才签了到。”“教职员工也组织了加里宁战斗队，……去保卫祖国。”以上仅是报名前组织的各种名称的战斗队。
从报道的数量上看，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的较多，从战斗队的命名上看，共有十三种之多，以中外英雄人物命名的约各占一半。从参加战斗队的人数上看，有一级一班集体参加的，但也有不少是七人和十余人的。不管参加的人数多少，也不管在学校中组织这种战斗队的形式是否合适，这种行动无疑是青年学生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见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因此，很显然的，这种一班一级集体报名或以少数积极分子组织战斗队的做法及组织形式，都不符合这一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即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群众路线与组织路线。这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曾经指示必须贯彻“报名学生均须以完全自愿为原则”，同时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又占同学中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工人还要留在学校工厂继续学习和生产。因此我们就不应该跟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后面，片面地宣传或鼓励集体报名、全班报名、发动竞赛、组织各种战斗队，及其他以积极分子代替群众性运动的办法，这样做，必然会助长某些强制的行为，而且也容易使积极分子孤立起来。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书中，也曾明白指示我们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仅仅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才能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从对这一运动报道的教训中，深刻地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党报工作者，必须要做到周密分析全面情况，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贯彻到一切宣传工作中去。引导群众前进，而又不做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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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在中国的特务活动
陈乐叁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传统上有着两种绝然不同的友谊；一种是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另外一种是杜鲁门和蒋介石之间的“友谊”。前面的一种友谊表现在：美国各地的工人组织、各界人民不顾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们监视之严，仍然把代表着他们热情的鲜花送给我国出席联合国讨论“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代表团的事实上。而另外一种“友谊”却是由于一个阴险的主谋犯把屠刀递给了凶手，杀害了千万中国人民，这件事实才把两只毫不知羞耻地也自称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血手握到一起。自然，谁都知道那两只血手之中，没有任何一只是中国人民的手，也没有美国人民的手。那只是杜鲁门和蒋介石的手，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手。
那两只龌龊腥臭的手，除却交接过举世皆知的巨量的轰炸机、坦克车、火箭炮、卡宾枪、汽油弹……种种杀人武器（若照奥斯汀的说法那就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供应”和“援助”）外，还暗地授受过若干：袖珍电台、烈性毒药、无声手枪、钢笔手枪、爆破器材、萤光炸弹之类比较细小的物品，也算是“供应”和“援助”罢，不过“白皮书”里没有写上去，想是登记在美国国务院的“蒋记”黑账里面了。将来是否还要出一部黑皮书不得而知，但是这笔债在美蒋积欠中国人民的血账里是记得明明白白的。
没有美特的“援助”，蒋介石的特务家业是建立不起来的。而美特自己也就在这一合股生意中大大地投资，扩展了它们在中国的基础。当中国人民在伟大的苏联红军帮助下，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时候，它就支持蒋介石发动了中国的内战。利用这一时机伪装“调处”、“遣俘”，撒出各种各样的特务，悄悄地干着：窃取机密、杀人放火、造谣污蔑、扰乱治安种种残害人民的罪行。虽然，杜鲁门、艾奇逊、奥斯汀、杜勒斯等竟将洁白的手套套在他们血污的手上，厚颜无耻地说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好，就让这位“朋友”剥下他的白手套来，看一看它的血手吧！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用“反日”的名义开展中国境内的谍报活动，就在“美方”提议下筹划举办“情报合作机构”。一九四二年从美国特务大本营派来一个标准美国流氓、高级特务梅乐斯中校，率领着第一批“专家”到了重庆；会合了蒋记大特务头子戴笠，就在重庆磁器口，业经蒋特辟就的集中营“渣滓洞”，经营起蒋介石的“格杀打扑”（Gestapo）（注一）来。
一九四三年春“中美情报合作协定”签订后，由梅乐斯海军准将（注二）引来包括“美海军谍报处”及“美陆军战略服务处”的杜克中校、杨格少校、赫斯少校、杜威少校等特务“专家”四百余人，正式成立了以大特务头子戴笠为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同年秋天，在重庆、西安、兰州、宁夏、陕坝（请注意以上四处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华安、建瓯、建阳、上海、南宁、徐州、衡山等地开办了十几处“中美特工干部训练班”——简称“中美训练班”，先后诱骗了几万青年，经美蒋特务灌输“特工常识”、“侦察”、“谋杀”、“刑讯”、“爆破”等美械化特务技术。被他们吸收的青年经过以上几项“美国文化”腐蚀之后，就取得特务干部的身份。再统一分配给各“战区”作几次破坏解放区的实习，便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基干”，依靠这些“基干”，又在湖南衡山、河南临汝、安徽屯溪、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训练了：“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特务武装约十五万人。到日寇投降时，便勾结了伪军，纷纷竖起：“中美武装别动队”、“山东别动支队”、“华北先遣队”等杂色旗号，大举向解放区进犯。未几，为应付“和谈”及统一指挥起见，合编成“交警总队”。
一九四四年“美国战略服务局”（又叫“战略情报局”），在昆明成立了它的驻华机关——“战略服务处”总部；并在陕西、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诸蒋占区省份，建立了十几处情报小组。另将许多配有电台的小组安排在蒋军部队中，随军搜集情报。日寇投降后这个驻华机关不仅没结束，反而迁往上海，又特地从美国运来大批电台，侦测机器等谍报工具，大量开展起全中国的谍报工作来。及至“美国战略服务局”结束，这里边的人员、物资和地下组织才移转给其它在华美特机关。
当它未结束之前——一九四五年“美国驻平战略情报处”处长佛利曼曾收买了一个中国人叫熊先立，经过他，逐渐发展了北平组、旅大组、沈阳组等情报组织；用电台、手枪、美钞交换了成百件有关解放区、苏联和北朝鲜的情报。
一九四五年马歇尔作了“调人”，于是扮作这个“调人”“随从”的大量谍报人员，趁机大肆活动。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里就有着著名的飞行侦察情报员穆勒上尉、赫斯中尉、巴特奈姆少尉等在京汉、津浦、北宁（京沈）及沈大各铁路沿线，作过详细的空中侦测工作。
一九四六年一月大批美蒋特务随着饶伯森、郑介民钻进“军事调处执行部”，五月军调济南执行停战小组美代表雷克上校和泰安小组泰勒中校，把蒋匪第二绥署二处发给驻在泰安城里的汉奸宁春霖伪匪部特务的五千瓦电台一部、密码两本、左轮手枪十二支、子弹三百六十发、派令一件、特务工作命令一件利用来往调处之便，从济南带进泰安；帮助王耀武成立了“特别驻泰情报组”。驻泰情报组的特务有蒋匪二绥署谍二组少校组长李国楹、谍三组少校组长李培本，上尉台长陈德俊等十二名，都是“中美训练班”出身；也都是经过雷克、泰勒、和济南小组蒋匪代表——原“二绥署二处”副处长特务曾天泉的左遮右盖，分批潜入泰安的。他们每天从被新四军包围的城里派出大批特务溜到解放区刺探情报。凡得到材料，一律交给泰勒中校密送济南。这几位“执行停战”的代表，另外又派了许多情报员，到济南、泰安两执行小组里担任翻译、译电、缮写、勤务、侍卫、司机等职以进行秘密的监视、偷窃和情报联络工作。
中国的内战就在这样的“调处”下一天一天扩大起来。
马歇尔走后，来了一个魏德迈，他不再“调处”了，干干脆脆找着郑介民在山东解放区周围布置了二十个“谍报区”，分设了若干“站”、“网”，送特务进解放区搜集情报。
也是这个时期前后，另外一个美帝驻华间谍机关也配合了蒋匪反动集团，进行反人民内战中的特务活动，它的对外名称是“陆军联络团”，它的总部设在上海，因此而真名便叫做“美国陆军部上海四十四海外观察组”。当然它的活动范围是并不限于上海的。例如它就曾跟着美帝海空运蒋军的机会到了东北；先后在沈阳、长春等地设了分团。除却在遣送的日本侨民、俘虏中放手搜集了一些情报外，更吸收了多数日特及蒙汉奸特派入我东北解放区和内蒙。在沈阳主持其事的是美籍纳粹特务森勒伯和美籍日特西田，在长春主持其事的是美籍日特中村。一九四九年为我东北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破获而哄动一时的“沈阳美间谍案”，就是属于上述沈阳间谍机关及前“美国驻沈领事馆”领导的谍报组织。
“军事行动远东部”是一九四八年由美驻华外交代表约翰柯德韦尔及里格斯少校奉命组织的专门反苏反共的“行动”特务组织。它们开展工作的步骤是先从中国做起，在香港、沪、宁、平、津等地建立支部，物色白俄、朝鲜人和中国人，逐渐组织他们潜入东北、北朝鲜、外蒙古及西土尔其斯坦等地再扩展出去。
日本投降后由“美陆军部驻华军事顾问团”等军政特务机构联合组成的“军事政治谍报处”，也是一个专门反苏反共的特务组织。其中网罗了各种国际的特务分隶在“中国部”和“苏联部”下面进行谍报工作。
随着美国驻华大使（就是赫尔利、司徒雷登这些“绅士”们）来到中国“促进邦交”的，有一个叫做“美大使馆外交谍报处”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由情报、经理、“第三国”（苏联）、“中国”几个组组成的。因为和“国防部第二厅国际情报处”狼狈为奸，所以也叫“联合情报处”。中国境内有美国侨民的地方，就有他们的“使、领馆”的活动。所以连远至内蒙、新疆、西藏等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方，也都有着这个情报机构的踪迹。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新疆人民公安机关在阿山破获了一件刺探军情、杀害人命、造谣破坏、企图盗取军政文件及当地矿山所产某种重要矿石的国际间谍案。犯人是四名（还因拒捕打死一个，跑掉一个）无国籍的白俄，而主使人却是前美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
和“美国之音”属于同一范畴的“美国新闻处”除却经常向某些醉心“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投掷一些糖衣的毒药，宣传宣传帝国主义文化外，在它的任务里还有搜集情报一项。当然有成熟条件时也不放弃配合其它机构派遣个把特务到解放区来的机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华东解放区破获的美特李家祺案就是由济南“美国新闻处”协同军统特务进行派遣的一例。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渡过长江后，美帝曾一度加强各地“美国新闻处”的“文化联络”工作，除加紧搜集公开情报外，更利用“音乐会”、“茶话会”、“电影招待会”拉拢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和学生，计划骗一批大学生和教授去美国“留学”，但是，这一“友好”的意图在我政府和人民警惕下没有实现。
一九四七年东北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齐齐哈尔的天主堂里搜出美制无线电收发报机、雷管、手枪、子弹、军刀等项“美援物资”；和“彻底反共”的传单、诽谤人民政府的通令、还有供给蒋特匪徒经费、武器的收据。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神父、会母们供出：勾结蒋匪，与军调执行部长春小组美代表巴劳电台联系，私通情报的罪状。因而证明，长春天主教修女院也是美特务机关指定的联络站。一九四八年冀中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破获了“献县天主堂间谍案”也是从教堂内搜出电台来，另外还有蒋匪“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孙连仲签署的“呈悉，已派部队进驻迳剿矣”的代电。主犯天主教耶稣会会长副主教法人尚建勋并供出和天津美特毛德及美随军神父联系情报情形。
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中华救济团”的两名“分配员”，“美国驻平领事馆”的一名“书记”，和合众社的一名“记者”，驾着吉普车由包头经公庙到绥远南部，遍地黄沙、人烟稀少的鄂托克旗一带去“调查救济贫民”。当然那个地区的人民是并不富裕的，不过凭空成为“救济”对象却是因为这个地区恰巧邻近陕甘宁解放区。五月，“救济团”偕蒋党西苏尼特旗书记长达西尼玛等蒙特，载运了四辆汽车的资财到中蒙交界之西苏尼特旗、赛尔乌苏旗等地方，把该地二百多名土匪运到绥西乌拉山“整训”去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杜鲁门眼看大陆上的战事行将结束，“大使馆”的戏往下不好唱了，驻南京“美大使”司徒雷登被他的国务院召回华盛顿。原在中国内地的美特们便分散布置在新中国的四周与蒋特合作，组成一个对新中国的特务包围圈。同时，美驻港总领事馆也受命“利用中国吸收建设技术人材的机会”尽量派遣间谍打入各经济部门活动。而穷极无聊的青年党匪棍曾琦、李璜不能满足于蒋匪的津贴，就以“第三种势力”的面目投靠了麦贼，借筹措“第三种势力”的活动经费为名，与日特合作大量赝造人民币，计划经港澳运入我国，以扰乱、破坏我国金融。在中国人记忆里还没勾掉的汪伪“绥靖军总司令”大汉奸任援道，在日本横须贺给“麦总”训练侵华特务的汉奸杨仲华，和正在香港勾结美特孙宝刚共同导演“两广地下活动”的粤匪张发奎也都以“第三种势力”的资格，被麦贼加以“太平洋战略指导部华南分部司令”、“华东总司令”、“华南总司令”等头衔，叫他们指挥少数残留大陆的土匪从事杀人、放火、扰乱治安的勾当。为了配合发掘“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运动，特务主教于斌也慌忙向美“中央谍报局”领取了巨额经费，派了得力头目去港物色适当“人选”，随时资送美国施以“高级训练”，然后再行遣回中国大陆，建立“地下组织”。
一九五○年一月，美“中央谍报局”恐怕徒弟们不济事，派了一个特务师父叫杜诺万是专门负责指导破坏、恐怖的特别小组“Ｊ”组的头子（二次世界大战时，美战略服务局的局长。）赶到香港，召集派在围绕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美特二十余人，开会讨论侵华特务方针，并指示了如何领导蒋特开展中国大陆上的“反共游击队”。
美特总结了十年在华工作经验，认为最大的成绩还是“中美合作所”一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谍报局”把郑介民从台湾召到华府，策划重建“中美合作所”事宜，一九五○年二月，郑介民、梅乐斯老特务搭挡到了香港，按照前“中美合作所”组织条例，在“香港中美情报处”的已有基础上，搜罗了原“中美合作所”、“战略服务处”、“美国领事馆”、“美国新闻处”的特务人员，组成了“借尸还魂”的中美情报合作机构。杜诺万返美后，大批的美特情报人员派到了香港；并且由美政府从“援华”的七千五百万美元中拨出七百万充作经费。一些在训练班已然毕业的流氓特务，开始带着他们的“工具”，领了搜集情报、暗杀工作人员、策动“民众”暴动、破坏水陆交通的密令，偷偷地溜入解放的中国。
这期间，美特在冲绳岛已建立起强力的电讯侦测工作；日本、南朝鲜、关岛、台湾、菲律宾也都已成为“麦总”训练特务的据点；除了派到中国大陆上来的特务以外，他们还把百余名美特、日特先后送往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度、西藏等解放了的中国外围去建立工作。一九五○年二月初，美参谋长“东京会议”建议美政府加强日、菲两大谍报据点。美帝远东“外交人员”二月的“曼谷会议”，对上述“建议”又有所补充。据美联社二月底透露：三个新的据点正在开设之中，将有四百余名谍报人员被美政府派往远东。而那些前在中国美领馆工作过的人员，因为是“轻车熟路”，正被重新安排到沿中国“铁幕”四周的“战略据点”上去。一条从朝鲜到印度，以东京为中枢，台湾为策动基地的、包围中国的间谍毒网渐渐织成了。
从这面毒网的最北端，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作为远东美特经理人之一的麦克阿瑟，妄想把他从东京巢鸭监狱里拣出一伙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务战犯，和几年来积攒下的一批汪伪时期的汉奸和蒋匪的残兵败将；在他的侵朝地图上的中国东北角的“缺口”间一股脑输送进来。不过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的有力打击下，他这一意图显然又落空了。但是，美帝是不会死心的，今后它的翻新的特务花样将更会层出不穷。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更加警惕，继续击破美帝一切特务破坏活动。
注一：希特勒德国纳粹党统治下的秘密警察组织。
注二：梅乐斯因训练蒋特、加强“中美合作”、屠杀中国人民有“功”连升三级，至一九四四竟晋至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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