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两本马列主义论宗教的书
陈驰
《社会主义与宗教》 天下图书公司出版
《宗教问题选辑》 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九月二十三日，各报载有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刘良模、涂羽卿等一千五百余人签名发表的宣言，题目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本报当日又发表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当与全国大多数爱国的基督教徒一样，对这篇宣言表示热忱的欢迎。”
诚如宣言中所说的：“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地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个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企图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因此，中国的爱国的基督教徒这次及时提出的拥护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任务，在杜绝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上，和促进全国宗教人民与非宗教人民的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上，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它既然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应该得到人民的热烈赞助。
在这里，研究一下马列主义对宗教的完整的看法，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对于宗教界爱国运动的重视，正是基于对宗教问题的明确认识而来。
这里介绍的两本书就是足以帮助读者来领会这一点的。《社会主义与宗教》这个小册子包括列宁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与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与宗教和教会有关的阶级和政党》，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苏联的宗教和教会》一文。《宗教问题选辑》包括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一些论述、上述一书中列宁的第二篇文章、斯大林论党对宗教的态度、美共主席福斯特的《宗教的衰微》（这是摘自《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中的一部分）、荣孟源的《美帝利用宗教侵华举例》，以及吴黎平、艾思奇、米丁、费奥陀洛夫、邹韬奋等同志的专文。
恩格斯的论述摘自《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中的两节，着重在说明宗教的起源问题。宗教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马列主义对宗教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恩格斯指出宗教信仰第一是由于人们生产力还不发达，因而对自然的力量屈服的结果。例如我国一般农民的“靠天吃饭”思想，就是因为雨水气候对于落后的农业影响十分大，越是原始的农业越没有防御的能力，因此就幻想着天上有什么神在主宰着，可以由乞求神的保佑而得到丰饶的收成。第二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命运十分不固定，工人们生活在贫困中，还经常有饥饿、失业、受伤、疾病等威胁，农民受租税、赋役、官吏、地主的压迫，不义战争的灾难，随时有破产、破家、卖儿卖女的危险，就是中小资产阶级，也常因统治阶级的剥削、法西斯暴政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情况的恶化，生活乃至生命常受着迫害，感到没有归宿的悲哀。对于这些，人们不能去认识其社会的原因，也不能得到解决的方法，于是也就只好去寄希望于神的庇护了。所以恩格斯说宗教思想不是别的，乃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而人们又不能去认识的那种力量，用神秘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
列宁的前两篇文章，除了发挥恩格斯的意见之外，还详细说明了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正确政策。
列宁指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中，宗教不幸地被利用作压迫人民的工具。因为最初的宗教，固然是反映着被压迫的人民在痛苦的生活中的希望，但却是很无力的，希望用一种抽象的善的说教来避免被压迫的痛苦命运，以及企望着天堂和来世的幸福（所谓“不修今世修来世”之类）。剥削阶级利用了这一点，就用金钱与政权力量来培养和操纵宗教，有意识地向人民灌输忍受现世的痛苦生活、忍受剥削阶级压迫以获得天国报偿的教训。例如，帝国主义国家中反动的宗教统治者，他们当中有的也承认工人受痛苦是不合理的，但却反对工人起来为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而斗争。就拿我们所曾目击身经的事实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就曾受着象雷鸣远那样的间谍、司徒雷登那样的伪善者、于斌那样的卖国贼的种种破坏和辱骂，——他们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统治，教导反动统治阶级作一些廉价的慈善布施，麻痹人民团结起来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意识。这少数宗教败类的活动，是人民的不幸，也是宗教的不幸。
帝国主义者怎样在宗教伪善的面具下，进行欺骗人民，欺骗教徒群众，反对中国人民，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罪行，在福斯特、荣孟源等的文章中，都有着充分的和事实的叙述。
但是，尽管帝国主义者这么样利用了宗教来进行它们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却决不可以说马列主义者应该笼统地反对宗教信仰。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章都指出：既然宗教是人们在生产力低下，无力征服自然和无力支配、改造社会那种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结果，那末，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没有根本改变以前，宗教是始终有其传统的群众基础的，必须在逐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中，以至建成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好的社会之后，才能使宗教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就是说，只有在人间实现了美满的乐园之后，才能使群众不去幻想天上的空虚的天国。
基于以上这种科学的理解，列宁指出：既不要混淆马列主义与宗教的有所不同，也决不要抽象地、唯心论地来处理宗教问题。他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轻率宣布废除宗教、反对宗教的狂想和阴谋（某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有时故意制造反宗教斗争，以挑拨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工人的阶级团结）。列宁说：必须从“阶级的分野”来看问题，而不能从“宗教的分野”来看问题。这就是说，重要的是必须争取人民群众的革命团结：“被压迫阶级为创造地上的乐园而进行的这种真正的革命斗争之团结一致，在我们看来，比无产阶级关于天上的乐园的意见之团结一致，更为重要。”
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乃是马列主义党的一贯的主张，只有坚持实行这一点，才能使宗教人民与非宗教人民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列宁着重强调：“我们要求宗教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私事，……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和政权联系起来。任何人应当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承认任何宗教，亦即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通常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间，在有关宗教信仰的公民权利方面，完全不允许有任何轩轾。即在正式的文件里（指政府关于公民的身份记载——引用者），也应当无条件地取消关于某种公民信仰的任何记载。……宗教团体应当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意见相同者的公民同盟。只有把这些要求执行到底，才能终结那种可耻的和可咒诅的历史……………”
列宁这话是在一九○五年即十月革命前十几年讲的。列宁反对宗教与政权混合为一，以便使革命的人民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不致牵涉到宗教问题上。反动统治阶级则常常是用种种政权力量来支持宗教，强迫信仰一种宗教，甚至迫害另一种宗教，企图用宗教消灭人们社会斗争的意志，转移社会斗争的视线，破坏人民间的政治团结。
马列主义者主张宗教应是纯粹信仰问题，《苏联的宗教与教会》一文中，说明了苏联坚持信教自由，使教会与国家事务与学校行政分离的原则，宗教既不可以强迫不信仰，也不可以强迫信仰，否则必将因宗教而引起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的纠纷，苏联宪法一百二十四条就如此规定着：“为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在苏联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为了保护信仰自由，苏联还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例如成立国家的宗教事务部门，予正当教会活动以适当的协助等等。
苏联政府不干涉教会内部的一切信教活动，同时也要求教会不得干涉国家事务，这里是严格的把宗教当作思想信仰问题看待的。至于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那么宗教徒与非宗教徒是完全平等的，在法律上有严格保障宗教徒政治权利的规定，不许有任何歧视，国家是保护一切人民，包括宗教徒的正当公民利益的。
列宁指出：既然宗教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私事，就是说，人们信不信宗教，是不可以强迫的，因此，就必须坚决反对对宗教采取压迫和禁止的行政办法，这只能无效果地伤害人民信仰自由的意志，伤害宗教徒自尊的感情，妨碍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建设。
但列宁又指出：“宗教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却不是私事。我们的党是自觉的、先进的战士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同盟”。马列主义的党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论基础上的战斗队伍，它必须以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为实现自然与社会改造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去教育和领导党员，形成社会进步的最坚实的力量，以教育和领导全体人民向正确的道路上奋进。这是有利于全国一切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列宁和斯大林都强调指出，必须正确进行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知识的宣传，以求得社会主义唯物世界观的彻底胜利。但这种宣传，只是争取人们自觉自愿的进步，而决不可以解释为能够用任何强制手段的。
当然，信仰自由的原则，也决不可以解释为能够容许反动的宗教分子利用宗教来作破坏国家、反对人民的活动，对这些，政府是必须予以适如其分的处理的。这种处理，绝对不存在任何反对宗教的意义，而只是反对那种侵害全体人民利益包括宗教徒利益的少数政治破坏者。这种破坏者，是一切宗教与非宗教人民的公敌。“苏联的宗教与教会”一文中曾引用了苏联正教教会总主教谢尔基在“俄国宗教真相”一书中的一句话，来说明苏联怎样执行这一政策的。他指出某些宗教败类在僧衣和教会掩护下进行反革命工作因而受到制裁，都是政治性的讼事，跟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员的纯粹的教会工作，是决没有牵涉之处的。
在人民革命已经得到胜利的国家，如苏联、中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宗教与反动政权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了，人民已经可以开始自觉地征服自然力量，人民生活情况开始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与努力逐步上升，就是说，已经可以由自己的辛勤努力而提高自己，不受盲目的社会力量的束缚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一天一天吸收着广大人民群众，天国的理想境界在逐步地从地上的战斗中实现了。这样，宗教就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福斯特对这一点讲得很好：“宗教并不是必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死亡。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宗派，将有很大的可能要继续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一点，已在社会主义苏联的教会经验中证明了。并且在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东欧诸国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教会正在表示出某种能力使他们本身适合于社会主义条件……在中国，许多由其他国家出钱维持着的基督教派，面对着共产主义之奇迹似的前进，也正在开始改造自己，以适合深深改变了的社会条件。”宗教为了适合这种新的社会情况，应该有怎样的改变呢？那就是必须使宗教与广大宗教群众亲密地联系起来，而割断其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联系。在广大宗教群众日益振奋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建设人民国家的坚毅意志之下，宗教必须有助于这种建设事业，帮助宗教徒为这种建设事业而奋斗，用地上的战斗去实现天国的理想，否则宗教必然要脱离群众而更加无生气。诚如福斯特所说：“宗教必须不再是反动政治的工具，否则就要遇到人民的愤怒。”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在苏联、在其他国家，甚至在反动派统治的国家中，已经有着日益众多的宗教界人士，由于他们和宗教的广大善良群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发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理想是和宗教企望的天国一致的，而共产党人的坚定进步、刻苦奋斗的精神足为人类的楷模，因此就努力领导宗教群众，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为世界和平、民主、建设的进步而奋斗。
《苏联的宗教与教会》一文中，曾叙述了十月革命初期，苏联正教怎样与帝国主义者勾结，进行颠覆苏联革命的破坏活动，但是，“苏维埃建设的成功，它是被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热情所造成的，使最进步的和最具远见的宗教家确信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方针的，而人民又是一致拥护这些措施的。他们明确地见到了、了解了：继续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斗争能使教会的上层分子完全脱离人民，人民的意见不能不加以重视，教会正在崩溃，变成一团‘无可牧的牧师’。”“这些宗教家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教会应当停止跟苏维埃政府斗争，并站在忠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例如远在一九二七年，正教总主教谢尔基和教会宗务院其他人员一起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不需要在口头上，而需要在事实上表现，不仅漠视正教的人，不仅背叛正教的人，而且最热心的正教皈依者也能成为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忠实公民。……我们愿意做一个正教徒，同时也愿意自觉到苏联就是我们的祖国。祖国的快乐和成功就是我们的快乐和成功，祖国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依然是正教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义务是不仅由于责任，而且根据信仰来做一个苏联公民。”
苏联宗教界这一爱国运动的发展，对国家是有着伟大的贡献的。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谢尔基从抗战第一日起，就规定参加抗德战争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神圣的和当然的义务”。苏联其它的几及全部的教会都一致坚决支持和援助苏联政府，反对德国法西斯企图利用教会达到侵略盗窃苏联的目的，展开了广大的爱国活动，表现了他们拥护苏维埃人民的爱国主义力量。
从这里所介绍的两本书中，可以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找到马列主义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从苏联所早已实行并还在实行的宗教政策上找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对宗教问题的合理态度，无疑这都将对帝国主义的恶毒宣传予以彻底澄清。中国的教徒正在走上革新的道路，也无疑将以更多的事实表现他们拥护祖国利益的爱国主义力量，因而创造伟大的爱国功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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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中的几点史料问题
卓申甫
华岗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海燕书店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是研究太平天国十五年革命战争史的一本好书。它材料丰富，观点正确，更能从战争的发展中分析其得失的原因，使读者容易理解问题，所以这本著作确有不可抹煞的优点。不过在取材上，有些地方还嫌粗糙。现在就我所见到的几点史料问题写在下面：
一、“北援之太平军共分四支：黄生才为一支；陈世保与许宗扬为一支；黄益芸为一支，这一支后来于苏鲁之交与黄生才等会合；曾立昌为一支，最后北上。”（原书九十六页）此段对各支援军进军路线：及以后如何到达金乡会师，没有明确指出。
二、“曾天养部自宜昌府经宜都、枝江，进逼荆州府。”（原书一○九页）此段关于曾天养何时到达宜昌，未见说明，突然自宜昌逼荆州，显见叙述不够。
三、“达开素有人望……故均拥护达开靖难，旌旗蔽江而下，师次宁国……”（原书一二四页）此段没写清楚达开军先救宁国之围，而后在宁国会师，去“天京”靖难，却使“蔽江而下”与“师次宁国”两不衔接，令人莫名其妙。
四、“这时候，石达开带着一部分精锐的太平军，已由浙江转江西，过福建，经湖南，入广西，至一八五九年到了黔湘桂边界地带，已不能与长江上下游太平军配合作战。”（原书一二五页）此段在写石达开自由行动后，没有把他怎样转战各省，怎样败死在四川大渡河岸的经过以及西行的意图和进军中的困难等等写出来，却轻轻的用这么几句话把他结束了，使读者感到茫然。
这是比较重要的几点。此外在地理材料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至少华岗同志在今昔地名上没有作一番比照，因此有些地方在图志上就不易找寻了。例如九六页十三行记：“在丰工下游之包家楼”一段，自然丰工是地名，不是河名，但是丰工、包家楼两地都无处可查。另外一○六页二行记：“自湖北黄州绕道出堵城清军大营后”之堵城，又无处可查。
此外，在问题分析上也有些比较欠缺的地方。他只从事实上写出了战争经过，却忽略了其中矛盾的发展。例如一○七页十二行记：“一八五四年四月初，东王杨秀清召回翼王石达开，以顶天侯秦日纲主持安庆军民各政。”他并没说明石达开的政绩。“东王杨秀清忌之，以燕王秦日纲代达开，命还京襄理朝政。”（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此外类似的地方还有。
这本书因为题名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所以我只就题内的话提出这几点意见。总括来说，这些缺点只是说明本书还需要一些补充，但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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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书推荐
“异邦暗影”
Ｋ·西蒙诺夫著 大众书店印行
苏菲亚译 一九五○年八月初版
“苏联人民高兴阅读显示苏维埃社会整个丰富的和多方面生活的作品，这种作品真实而鲜明地反映苏维埃人们的斗争和劳动，他们的精神世界和高度的道德品质。苏联人民高兴看号召前进、清楚地显示生活里的新东西、显示新旧进行斗争的作品，高兴看反映在发展中的现实的作品。”苏联消息报曾这样反映了苏联人民所爱好的文学，并指出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方向。西蒙诺夫这本近著正是深刻地显示了新旧进行斗争的光辉的作品，有着极高度的技巧，与极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内容。
作为还有着旧的历史残余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是书中的主人翁——苏联细菌学研究院院长特鲁布尼柯夫。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疫苗研究者，但正因为这样，他像一般抱有单纯技术观点的学者一样，流入无原则的所谓学术“国际性”的陷阱里去。当他花了二十几年的疫苗研究快要成功的时候，却把一部分预备资料通过另一个学术工作者奥库涅夫（一个隐藏的间谍）准备交给一个在莫斯科的美国“医学代表团”。他这样做，为的是：“我愿意声望比现在所有的再高一些。我所说的是学术上的名誉。归根结底，这个名气从这里来从那里来，——从哪里来都是一样。”他对于自己在苏联祖国的名望不满足，他还想他的声望从美国那里来呢！
显然的，他忘记了“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两种制度存在”这一个事实，忘记了帝国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死对头、是世界人民死对头这一个事实。让我们想想看吧：他不但犯了以个人利益（“声望”）去代替人民利益这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轻易地把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可以益人治世，而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定会供作军事冒险的疫苗成就送给人家。正如特鲁布尼柯夫的妹夫马凯也夫所告诉他的一样：“你所做的事，——不是急性病，不是轻率，也不是愚蠢。你所做的事，以及我希望你还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是叛国的罪行！”
这对于时时刻刻只想到“技术”“声望”而不从政治去了解他自己成就的意义的科学家或其他知识分子，是一个具体的严重的教训。这也举出了一个事实，当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政治上麻痹的时候，他就有不知不觉的落入帝国主义学术间谍的圈套中去的危险。
什么东西使得特鲁布尼柯夫在政治上麻痹起来的呢？他的妹妹给了他一针见血的批评：“你自己落后于自己。”——“你本人落后于学者的你。”使特鲁布尼柯夫走上那种无知与犯罪道路的，是他的那些落后的历史残余。他虽然入党五年，但还有着浓烈的个人主义，“我高于一切”，强调“自己技术”，高估“科学权利”，追求“世界名望”。他又怀着庸俗的人道主义的观念，想象“站在一旁爱一切的人”，而不能区别善与恶，彻底认识到“人道主义就是：斗争；为人类、科学、文化的未来而斗争，为反对黑暗而斗争。”更坏的是，他不但不明了“这个黑暗是从地球的另一半慢慢地爬近来的”，而且意识里还飘浮着那样的幻想，以为“那个仇视我们的世界，比它实际的情形要高尚许多”，这就滋生了一种可怕的媚外思想。是这些思想在他心里作祟，使他忘记了党的栽培、国家的扶植和人民对他的帮助，一意孤行地犯了叛国的罪行。
和特鲁布尼柯夫相反，苏联年青的一代，——这些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以“特殊材料做成的”苏维埃人——就表现了全新的作风和品质：年青的党支部书记，不但首先亲身受鼠疫苗试验，而且在被试验中还关心着研究的工作，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忘我的高度的献身精神。当特鲁布尼柯夫的错误被发现，而且愈讨论愈追究，愈显得严重的时候，他的妹妹、他的妹夫、他的女儿、他的二十六年来从未违反过他一次的助手，一律严重地、无情地反对他，督促他。为的是他已“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外国努力”；为的是“同那由旧的老的东西传下来的习气作斗争”；为的是不让敌人从苏联人“在为人类寻找免疫法的过程中，找到了可怕的杀人武器”。他们也有名誉观念，但他们的名誉观念是：“不在于我们个人怎样可以成为有名的人物，而是我们的祖国怎样可以因为我们而出名。”
新的力量给予我们的印象是这么强烈：——他的妹夫马凯也夫原是兴冲冲地飞到爱人身边度假期的，可是当他知道了这件严重的事件以后，他就逼着特鲁布尼柯夫写了字条，当晚起程次晨飞到莫斯科，把特鲁布尼柯夫所谓的“自己技术的第一本书”取回。正因为他这种对人民负责的认真精神，所以尽管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奥库涅夫使用偷天换日的诡计，——以原稿交还，却另外留下来一份副本，但他很机敏地发现了这个诡计，在副本未能送到帝国主义者手里以前，奥库涅夫只好在逮捕他的人们面前自杀了。
在剧本里，极深刻地暴露了一系列的生动的斗争场面。西蒙诺夫在书中，如日丹诺夫在评论苏联文学时曾说过的：“挑选苏联人好的品质和情感，展望他们前面的明天，同时……打击那些阻碍苏联人前进的昨天的残余。”奥库涅夫自蹈罗网，那是罪该万死的；但特鲁布尼柯夫虽犯了错误，“政府仍然相信他的忠诚，也不怀疑他有能力赎罪”。他最后嚷着：“我们到试验室里去吧！”剧本也跟着告了终场。这也正是苏联人好的品质和情感的一面，正是我们通常所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面，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走向明天的动力。
我们从本书中可以领略到无穷的教训，除了上述的以外，这一个剧本强烈地警惕着我们：当帝国主义还存着的时候，它总要想尽方法，向社会主义国家（或新民主主义国家）伸出它的魔爪偷她的东西，或者是破坏她，总要想尽方法，和人民的新世界为敌。有时这种阴谋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确是一个可怕的“暗影”，而这“暗影”是以人们的落后思想做温床的。这也正是我们新中国人民应该高度警觉的。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一个杰出的剧本，尖锐而富有极现实的教育意义。这本书特别适应于知识分子阅读。它如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许多东西；也如同一个筛子一样，必然会清洗掉许多落后思想的渣滓。
（吴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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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社会发展史纲”的几点意见
征鸿
“社会发展史纲”（华岗著，三联书店“新中国青年文库”版）从基本上说，是一册观点正确的好书。此外如条理分明，写得深入浅出，都是它的优点。著者自己说的：“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史的全体范围上来观察，而给以适当的评价。”大体上也确实做到了。不过在细节上，我认为还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要指出的，根据著者自序，本书写成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年五月以前，有些问题在那时大抵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尤其是它是在“国统区”出版的，为了避免当时反动政府的注意，有的地方就不得不故意写得含混些，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三联书店以“新中国青年文库”来出版本书的时间，第一版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第二版是一九五○年三月，这两版都没有作严肃的修改，也没有一篇重版序言，这种态度是不够严肃的。
现在就我所发现到的一些缺点列举如下：
一、书中应该用“阶级”的地方，还是用着“阶层”；对毛主席在历史中的领导作用和解放战争，都没有提到。
二、对惯用的“生产方式”一词，书中用着“生产方法”，可能引起初学者的混乱。
三、书中（五二——五五页）说明从猿到人是因为冰河的关系使猿离开了森林的，说得非常肯定。据裴文中教授的“从古猿到现代人”一文中说：“至于森林消灭的原因，地质学家有两种说法：（一）是人类欧洲起源说所根据的，也就是冰川消灭了森林的说法。（二）是人类亚洲起源说所根据的，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慢慢的突起之后，由印度洋吹来含水汽的云被阻止在山的南麓，因而山北面的中亚一带雨量减少，森林因雨量渐减而渐渐消灭。”并且接着说：“现在一般的地质学家，多半认为喜马拉雅山慢慢突起的说法，就现在的知识论是比较可信的。”
从这样看来，森林消灭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定论，一个社会科学者在引用自然科学范围的、尚无定论的材料时，是不应凭主观下肯定的论断的。
其次，在人类发展史上，对古猿、类人猿（猿人）、现代猿这三个名词的应用，今天已非常明确地分别开来的了，本书里却并没有很好的明确分别应用（自四五到六二页）；甚至把猿和猴也混用起来，如六一页第四行的“由缘木猴群，进而为人类社会。”这一个错误是明显的，因为人并非由猴演进而来的，而是由古猿的一支（猿人）演进来的，而古代的猴只是古猿的亲近兄弟。下面又接着说“其间不知经过多少千万年，然而人类社会毕竟出现了。”这也是不正确的说法。我们知道地球发展到新生代之后，才有哺乳动物的出现，而新生代距今大约只有一千万年以下。
四、书中（六五页）说：“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当然每一个时代，至少是在一万年以上的。”这未免太武断了。我们且不说欧洲的铁器时代“当然”与否，至少在中国的历史上，周以前的奴隶社会时代还不能证明有铁器的出现哩。
五、第七一页上说：“在社会科学上所称的野蛮时代，即相当于氏族社会。”这句话也是欠斟酌的。根据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二章里说：“氏族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下，似乎是从普那路亚家族中发生的。”又“对偶家族发生于蒙昧与野蛮之间的境界上，大半是在蒙昧的最高阶段上，在个别场合之下只是在野蛮的最低阶段上。”照以上的说法，普那路亚家族应更早于蒙昧期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氏族社会在那时就有了，而在蒙昧最高阶段当就很普遍了。如照这本书上所说“野蛮时代即相当于氏族社会”的话，就好象整个蒙昧时期相当于前氏族社会了。所以我觉得行文过于简略。
六、书中七七页：“首先就蒙昧人说……也还没有发明什么弓矢。”这也不对。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的一章中曾明白的说，蒙昧期的“最高阶段是从弓矢的发明开始时，猎物因为有了弓矢，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成了正常的劳动部门之一。”
七、著者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大约起自西周末期。”的观点也值得重新考虑。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西周武王灭纣后就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是我读华岗同志的“社会发展史纲”后的意见，这册书的销路相当广，这些缺点，可能给予初学者很大的不好影响，因此要请求著者加以说明，并希望三联书店在未改正重版前，对未售完的书籍，要另印详细的说明连同此书出售，以示对读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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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月报”一年来工作的回顾
王子野
“新华月报”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在我们的发刊词上说：“它的任务将是纪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首先来检查一下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我们的稿源主要是取自全国的报刊。据我们粗略的调查，全国各种报纸约四百三十种，杂志二百五十种，合共六百八十余种。我们经常选用的杂志约一百五十种，报纸五十种，合共二百余种（国外的报刊不在内）。
我们的编辑工作的任务是如何选择好稿子。这件工作做好了不仅对机关、团体、学校和干部学习有帮助，而且对将来写历史的人也省去许多麻烦，他们有了一份“新华月报”就无须去翻寻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
“新华月报”选稿的标准大致注意三方面：（１）从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着眼；（２）有代表性的言论；（３）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稿子那么多，要挑得精当，光靠我们编辑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就需要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群众团体、各报纸杂志社以及作者读者建立联系，向他们请教，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推荐稿件。
我们处理稿件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经验证明，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事后也可能发现问题，所以我们选登的每篇稿子都当作未发表过的新稿处理，发现问题立即询问原发表者或原作者，请他们答复或修改。
综合报道、压缩改写的工作已逐渐加强，拿创刊号和最新的一期比在一起特别看得明显。虽然这样，还是做得不够。较重要的文章经我们压缩之后尽可能取得原作者的同意。经“新华月报”选登的材料是有一定影响的。例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最近出了一本一九四九年的短篇选集“永远前进”，一共有十二篇，其中有六篇都是“新华月报”选登过的。
读者对“新华月报”是关心的，每一点错误，甚至一幅漫画的标题译得不确切，都给我们来信。四月号上关于匈牙利解放五周年的一篇论文内曾经把“经由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误植为“走向帝国主义”，把“劳动人民已逐渐取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力”误植为“取消了治理国家的权力”，先后收到读者的批评信达十数封之多。一般读者对“新华月报”的反应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有两点：（１）内容丰富，要求更丰富些；（２）定价贵，买不起。有的读者节省下津贴费来买，有的借钱来买，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为了照顾读者的购买力，我们从第八期起把基本定价由二十元降低到十四元，以后还准备努力再减低。
“新华月报”开始发行五千份，以后增加到一万份，二万三千份，从十二期起增印到三万一千份。“新华月报”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海外侨胞很多希望订阅，可惜外汇邮寄都有限制，所以目前海外发行还有困难。
“新华月报”自创刊以来大都能按时出版，这是由于发稿的过程有比较科学的组织，每期发稿都和工厂订立编校程序表，那天发第一批，那天发第二批，那天看清样，那天出样书都按程序办事。
要办象“新华月报”这样大型的资料性、综合性的杂志，非有一个较完备、较有秩序的资料室不可。一年来我们已建立了一个粗具规模的资料室。资料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经过一年的摸索得出了两条基本经验：（１）选取材料要精；（２）取用手续要简。材料是无限多的，如果不确定一个范围，什么都要，结果反造成人力的浪费。取用手续要做到简便，必须要有合理的分类法。分类分的太粗不好查，分得太琐细也不好用，有时一份资料归了类，以后不知从那里去找，放得进去，抽不出来。我们现在学会了整理资料的方法应当是从粗到细，先粗分，后细分，我们叫它细胞分裂法。
谈到“新华月报”的缺点主要是反映的面不够宽广。过去每期刊登新华社、人民日报稿件，政策文件，首长的论文报告等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采用其他报刊材料不到百分之四十，经过改进，对其他报刊材料的容纳量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但对地方性的典型经验、群众的具体生活情况的反映还不够。言论的反映也有缺陷，尽量收入党政首长的报告、讲话、论文、政府的法令指示是正确的，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言论反映得不够。一般国际问题的论著只着重选苏联的，不太注意选本国的，这也是一个偏向。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的杂志看起来平平稳稳，不出大错，但另一方面却表现了一个缺点，这就是政治水平不够高，战斗性和指导性不强。
联系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经常。曾经发过一次普遍的征求意见表，文艺栏曾向各地文艺团体、杂志社发过一百多封信，以后就没有经常做这样的工作。读者向我们推荐稿件，提意见还只是偶然的，自发的，没有很好加以组织。
我们的特约稿是经常有的，自然说不上什么成绩，就和我们的理想也有相当距离。特约稿偶然也登载过一些，但还未能好好地组织起来。客观原因固然存在，主观努力不够也是事实。其次在技术方面的疏忽差错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大错没有，小错不断”，更正声明每期的编后语里总有几条。
第5版()
专栏：
华岗同志的答复
卓申甫、征鸿两位同志对拙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与“社会发展史纲”所提意见，都很宝贵。其中大部分意见，都可作为修正根据和参考。另外有些意见本应详细讨论一下，奈因笔者正在病中，不能多写，只能简略答复如下：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部分
卓申甫同志对于这本小书的评价过高，使笔者觉得很惭愧，其实这本书写得很粗糙，缺点很多，卓申甫同志所批评的几点，都很中肯，其中有几点意见，想趁这个机会简单说明一下。
一、四支北援军进军路线，在第九十六页上曾经说到一点，即黄生才支队经安徽舒城、正阳、颍上、蒙城、永城，田丰工渡河到达山东金乡；陈世保、许宗扬支队和黄益芸支队在江苏山东交界地方，与黄生才支队会合，进军路线和黄生才支队相同；曾立昌支队北上较迟，没有详细记载他的进军路线，只说他到山东金乡与黄生才支队等会合，确实过于简略，以后找到史料当设法补充。
二、关于曾天养部西征行军路线，仅在第一○六页说到“曾天养等占领湖北金口”，在第一○九页就说他自宜昌进逼荆州，而没有叙述他何时到达宜昌，确实是一个缺点。因为稿时没有找到曾天养部从金口进军宜昌的具体史料，只得留待以后补正。
三、关于石达开回天京靖难及以后西行部分，都太简略，拟搜集史料详加补充。
四、卓申甫同志批评我“在今昔地名上没有作一番比照，因此有些地方在图志上就不易查寻了。”这是确实的，因为在写作时正缺乏必要的图志。惟包家楼与堵城两个地名，都是从“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来，虽然在普通图志上一时不易查考明白，而该日志则确有所据。且包家楼在图志上虽不易查考，但在第九十六页已说明“包家楼在丰工下游”，因包家楼是一个小地名，而丰工则在普通地图上都可查到。以后如能搜集到更多史料，当详加考订，以便读者容易查考。
五、在第一○七页上所说：“杨秀清召翼王石达开回天京，以秦日纲主持安徽军民各政”一节，没有根据“太平天国野史”的看法，断定是杨秀清猜忌石达开的缘故，这是因为此事除“太平天国野史”这样看法以外，一时还找不到其他证明，所以只叙述其事实，至于真正内幕究竟如何，则尚待考证。
关于“社会发展史纲”部分
这本小书写作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初版于一九四○年发行，其中有许多观点和写法，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妥当。在一九四六年曾约略修订几处，但因仍在蒋管区发行，且修订时许多史料都不在手边，所以未能彻底改写。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重版，书店方面事先均未与笔者联系。现已通知书店，停止重版，俟修订后再印新版。现在根据征鸿同志的批评意见，先声明几点如下：
一、书中“阶层”应一律改为“阶级”。关于中国解放战争及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作用，都准备在修订印行新版时加以增补。
二、“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本可通用，但在同一本书中确应划一使用，以免混淆不清。
三、关于古代森林消灭的原因，还没有公认的定论，笔者在“社会发展史纲”中所说，是太肯定了一点。
四、第六十一页“千万年”应改为“百万年”，第六十五页“当然每一个时代，至少是在一万年以上”，应改为“其中每一个时代，可能有一万年以上的”。
五、第七十一页所说“野蛮时代相当于氏族社会”，并无大谬。因为氏族虽然在蒙昧后期即已发生，但氏族制度的全盛发展，则在野蛮时期，而且贯彻了整个野蛮时期。恩格斯说：“氏族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之下，似乎是普那路亚家族中发生的。”这是说的氏族制度的萌芽，真正氏族制度的发展，则在对偶婚产生以后，而“对偶婚发生于蒙昧与野蛮之间的境界上，大半是在蒙昧的最高阶段上，在个别场合之下，只是在野蛮的最低阶段上。”征鸿同志引用这几句话，就断定说：“氏族社会在蒙昧最高阶段就很普遍了”，殊不知道恩格斯在这几句话下面，接着就说道：“这（指对偶婚）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族形态，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可见氏族制度的全盛发展，确实是在野蛮时期。
六、第七十七页第十一行“也还没有发明什么弓矢”，应改为“也还没有发明战争工具”。第一一二页第十一行“西周末期”为“西周初期”之误。
第5版()
专栏：
本刊为征求对中小学教科书批评意见启事
本年秋季开学，出版总署编审局和其他出版家编辑了许多册新课本，印行供全国中小学应用。这些课本多半是用集体的方式编成的。其中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课本，在编辑过程中，一部分曾经由几位专家和北京市的好多位中学教师提供了意见。这些课本比过去可能有若干改进，但不一定就能十分完善，我们想征求各地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对这些新编课本的批评和讨论，作为以后改进的依据。教师们在实际教学的时候，如果感觉有不适合的地方或其他意见，尤其希望能具体而详尽地写寄给我们。对于这类文章，我们当尽可能予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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