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译者按：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的国际宣传月刊《人民中国报道》最近收到匈牙利世界语者塞克利同志寄来的一首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节”的诗，并附信一封。兹从世界语原文译出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八、一”，这个光荣的中国红军诞生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这里，在遥远的欧洲，我经常以炽热的同情注视着你们英勇的战斗。那划时代的“长征”，那在朱德同志英明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英勇行为，使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是同一的。
为了给你们美丽的节日增加一点东西，我献给你们下边的一首小诗。请收下它吧，因为我是以满怀热爱及兄弟的感情写出它来的。啊，我是多么想自己走到你们面前来，直接表达出我的赞美与喜爱的语句啊。
Ｄ·Ｊ·塞克利 一九五○年七月十三日于布达佩斯
反对日本强盗，反对吸血匪帮，
反对帝国主义罪恶的制度，
反对世界上凶残的法西斯主义的灭绝人性的兽行，
我们保卫你，亲爱的古老的国家！
同志们的鲜血染遍了
很久被外国流氓所篡窃的大地，
可是，我们的胜利给亿万被剥削的人民
带来了无产阶级的真理。
被击溃了的国民党匪帮奔逃了，
在台湾，无情的命运会找到他们。
啊，我们的力量是所向无敌，
我们一定胜利，因为巨人们领导着我们：
列宁制订了计划，斯大林指出了道路，
毛泽东高举起我们的大旗，
领导着英勇的中国人民
走向美丽的将来，走向富强，走向光荣。
闳凡译
第5版()
专栏：
《真正的人》作者波列伏依
——莫斯科访问记之一
刘白羽
在莫斯科访问波列伏依的时候，我感到如同朋友在远方骤然相会一样的亲切。
六月三十日，我们按着约定时间，到他家里。他住在高尔基大街将近列宁格勒大道的地方，一幢七层高的楼房里。管理电梯的女同志帮我们按了一下电铃，门立刻打开了，一个穿着乌克兰花边衬衫的人走出来，马上紧紧拉着我的手自己介绍：“波列伏依。”他的夫人犹丽，也紧跟着在门廊里出现了，他们都那样愉快地笑着。当我们被引进到他的书房里后，波列伏依开场的话讲得是那样的好，他说：“非常欢迎，不但因为你们是中国作家到我家里来作客，而且听说你们也是从军队里来的。”实实在在，这一句话解除了我全部作客心情，——我记起他那挂在门廊里的军装大衣，我记起他的军事记者的职业，我记起他那广泛流传的作品《真正的人》，……不管时间已经过去多久，我们各自所在的战线又距离多远，但为了同一理想而斗争，我们确像在同一战线上见过一样了。
下午的阳光静静的照着窗上的纱幕，书房整洁而舒适。主人的工作台上摆满草稿，显然他不久以前还在桌上辛勤工作。
波列伏依是加里宁城人，他的经历如同一些在苏维埃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一样，最初参加实际工作，后来才被发现和培养成为优秀的作家。波列伏依最初是一个化学工作人员，但是当他在莫斯科一家工厂的报纸做记者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发现了他，从此他就做新闻记者，开始在共青团报纸，后来在《真理报》工作，已经二十余年。他告诉我：
“最新的作家，很多是从记者中出现的。”
他的第一部作品《热车间》著于一九三九年，那本书取材于加里宁城一个工厂的工人生活。从那本书开始了波列伏依的创作生活，但，直到卫国战争后，《真正的人》这部书出版后，才立刻受到苏联人民广泛欢迎，使波列伏依成为苏联文艺战线上卓越的、成功的作家。《真正的人》获得一九四六年斯大林奖金第一等奖，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获得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奖金。最近又出版了小说《金子》。这些作品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所写的人物与事件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人真事，而这些人物与事件又都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时获得的，这是波列伏依的特点，也就是我访问他想特别了解的问题。
我们的说话转到他的创作问题方面来。
他说：“在战争时期，有一次我从前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文章描写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俄罗斯，当时拿破仑从波兰军队捉到一个老人叫库茨敏，迫他带路到俄罗斯军队去，结果库茨敏把他们引入森林，而让他的孙子去报告俄罗斯军队，因此消灭波兰军队，而库茨敏老人也就在那里牺牲了。
“这事实很重要，可是文章写得不好。回到《真理报》受了批评。苏联红军总政治部部长找我去谈话，他说：你是一个苏联军官，一个作家，一个苏联人，——你应该把你所经历的记下来，写在日记上，把人名、地点都记下来，不管将来谁写，这都是很重要的根据。我从那以后不间断的写日记，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记载了六十八个事件，《真正的人》是其中的一个。”
我问：“你是怎样和密里席耶夫相遇的呢？”
读过长篇小说《真正的人》，看过电影《钢铁意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为波列伏依所描写的这位无脚空军英雄密里席耶夫所感动。他在对德寇空战中失去双脚，但顽强的意志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他终能用一双假脚重上空中作战，密里席耶夫永远成为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典范。
他说：“有一次报馆派我到一个空军近卫军驱逐飞行团去采访。那时战况非常紧急，——那一天每一架飞机都起飞六次作战，——我到了指挥官那里，他忙得头昏脑胀，无法告诉我什么，把我送给政治委员。可是政治委员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派我到一个空军队队长那里去。正候最后一批飞机回来，队长就匆匆忙忙说：‘密里席耶夫回来了，他可以给你材料！’我眼看密里席耶夫从飞机上跳下来，我立刻去找他。他那时是中尉，我是少校，他无法赶走我，可是他说他累得很了。我告诉他我是从《真理报》来的，他就说：‘您吃过饭吗？没有？那么好极了。我们打落一架飞机给一百五十克兰姆伏特卡，我今天打落两架，已经有三百克兰姆，加上每日应发的，我已经有四百克兰姆。那么我请你去吃酒，还可以说说。’就这样我跟他走了一下午。到夜间很累了，回到他的住处。我睡下，听见他脱鞋摔在地下，声音很重，我回头一看有一双长靴子。我以为有人爬到我床下，密里席耶夫大笑起来，说：‘那是我的腿。’我说：‘你不要开玩笑吧！’——把他被子掀开，果然是没有腿。我把他的事迹写了一篇通讯。报馆主笔找我说：现在考虑政治形势，不能发表，德寇正宣传我们人力枯竭呢。可是他嘱咐我：你将来一定要把它写成一部书，现在这部书就是《真正的人》。”
同时他举了他另一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为例，那里写的二十八个人物也是真人。
这时，犹丽端了大盘新鲜草莓来款待我们。
他一面吃着草莓，一面继续答复我所提出关于做记者与写作的问题。
他说：——在执行记者任务时搜集了材料，然后加以文艺的表现、描写。
《真正的人》这二十余万言的长篇，他竟以十九天时间完成，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事情。当时，他正在参加纽伦堡的德国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在第六个月上，很空闲，他就把这部书写成了。但是他没有机会看到密里席耶夫，他就带了原稿到处走。在罗马尼亚工作时，犹丽给他电话说密里席耶夫来到莫斯科了。波列伏依回到莫斯科，就把这书读给密里席耶夫听。他说这书中间都是真人，不过有的用真名，有的用假名。书中密里席耶夫的爱人奥丽亚，真名应该是卡里亚，对于这人物的性格作者是可以断定的，但当时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结婚，为了不应该破坏别人家庭幸福，采用假名，——实际后来他们真的结了婚，而且现在还有了小孩。”
他的谈话，我以为正在解答我们国内文艺界常常谈论的真人真事问题，我便继续问下去。
他告诉我：——一位名叫褚可夫的画家正在给他绘制插图，画家也是找原来真人画的。
“有很多人问：作家不怕你写的人物将来做坏事影响你的书吗？
“不，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就会在现实中选择你该写的英雄，你的眼光会大些，深些。《我们是苏维埃人》里的卡布杜宁，当时是一个士兵。现在却是最高苏维埃代表，短篇《团旗》的女主角乌里扬·别丽喀鲁特不久前来信，她在集体农庄因为收获成绩得到列宁勋章。现在就说说密里席耶夫吧！——他现在是高等飞行教官，做为苏联代表经常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虽然如此，他在最高党校学习得还是那样好。”为了证实他的话，波列伏依到门外把他的夫人叫来。犹丽是一个学校教员，密里席耶夫在学习方面常常得到她的帮助。犹丽笑着告诉我们：密里席耶夫这次学期考试考了优等成绩。波列伏依说：“事实证明，在战争中考验了的人物，在战后继续是出色的人物。”中篇小说《归来》主角，就是莫斯科一位出名的炼钢工人，人名和地名换了，是因为尊重主角不愿回忆过去的悲痛。他也确有一个学徒，在这部小说发表后，这个学徒也确实得到斯大林奖金。
为了《真正的人》，曾经发生过一个十分幽默又十分深刻的故事，一个美国记者与三个捷克记者打赌，美国人赌输了一百美金。当时波列伏依正做为记者采访一次外长会议。会议休息时，三位捷克记者找到他，原来一个美国记者跟他们起了争论，美国记者认为绝对没有密里席耶夫这个人，现在要作者自己去做证人。
美国记者说他不相信的理由：第一、他自己从前是飞行员，他认为缺少一个指头也不能驾驶飞机；第二、假如真有此事，这人一定会发财，成为将军，再用不到上前线拚命打仗了；第三、就算真有，你写成书，将来他要是抢人偷人你怎么办？
当时波列伏依回答：“关于这些事你们自然很难懂，密里席耶夫一定再回战线，因为他没有脚还要飞行就是为了保卫祖国，不是为了自己。”美国记者说：“我不懂，这是你们共产主义的宣传！”波列伏依说：“你的第三个问题，你们更不懂。一个苏联人如果为了祖国能做出这样事情，他将来一定不会是个坏人。”结果，那个美国人很不甘心地把一百美金掏出来。后来，捷克记者把这事写了一篇题名为《密塞拉在数钱》的文章发表在捷克《文学报》上面。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产生了新的优秀的人物，好的品质与英雄行为集中一身的人物。同时作家与他所写的人物，生长在同一共产主义道德之下，在同一战斗下前进，在同一道路上受着考验，他不但了解他而且熟悉他如同熟悉自己。不错，是真人真事，但现实斗争严格地挑选了这个人，是真正的人，卓越的人。所以，波列伏依的作品《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金子》，也就带来最深刻的、最动人的，最有广泛教育性的特色，表扬了高度成熟的共产主义道德。所以密里席耶夫完成人所不能为的事业，所以《归来》中的主角在战后为了创造了炼钢的新纪录，他与他的学徒是竞赛的、但又是亲密团结的。《金子》是表现苏联人如何摒除自私自利的私产观念。
话题转到另一个关于苏维埃文学新的特质的问题上来。
他从书橱中把一大捆东西抱出来，放在自己膝上。
他拍着那捆东西告诉我：这是《真正的人》发表后，收到苏联读者的三千封信。他说：“这有五十基罗克兰姆重了，……它们不是讲客气话，而是严格的批评。”看他的表情，我非常了解一个苏维埃作家是怎样对待批评的：多么尊重又多么感谢自己的读者。这不是勉强的，而完全出于自然。“这是最好的批评，这是来自人民中间的批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普通工人可以批评一个科学家，这样就使科学家不自己关闭起来，而与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为什么作品在杂志上发表后不马上印成书呢？就因为要得到读者批评后，再加以修改。”《真正的人》就根据来信建议修改了六十八处之多。“比如《金子》我写了烤面包的场面，萨得多夫面包工人集体写来一信，指出如果照我那样烤法，面包一定烤焦，同时就告诉我应当怎样怎样烤。”苏联作家给我如此深刻印象，他们非常欢迎批评。而且准备随时吸收意见修改自己作品。作家的作品不是个人的，而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列宁的伟大理想确确实实实现了。
波列伏依是《真理报》军事栏主笔，同时还是《火星》《十月》《苏联画报》的编辑委员。但这不妨碍他同时进行创作，——他不久前才从乌拉尔旅行回来，他为新的著作在准备材料。
要不是因为另外一个约会，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停止的。但是，主人夫妇热情地坚持留我们吃饭。因为都是军队里来的，波列伏依自然要我们干一杯伏特卡酒。当我们的眼睛都注意到一盘生葱时，波列伏依和由加里宁城故乡来的他的侄女、十年级学生瓦列都站起来跟我握手。波列伏依说：战争时期，在战壕里的士兵是没有不爱吃生葱的。我无法形容这一家人所表露出来的，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与亲切。最后，波列伏依提出他的要求，他希望中国作家多多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现实，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毛主席、朱总司令，关于战争，……苏联人民是非常热烈欢迎的，并且希望这些作品能在他参加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他的夫人在餐桌另一端不断提出问题。波列伏依说：“你看！我从出版方面向你们进攻，现在该她从教育方面向你们进攻了！”大家都笑了。犹丽有犹丽的问题，她说学校里的孩子们经常问她关于中国的事情，孩子们爱中国，关心中国，因此问的是那样多，有时问的她简直无法回答呢。
当我们告辞出来，在门廊上拥抱作别时，一种深刻的印象留在我的脑际：——真正的友谊，不一定长年相处，而在一刻钟间就决定了，原因是——站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苏联人，新的人，社会主义的人。
第5版()
专栏：
《老舍选集》（注）自序
老舍
论篇数，此集只选了旧作小说五篇，为是教集子短小精悍，也就是“愣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的意思。
论体裁，这里只选了小说，而没选剧本，诗歌，与杂文，因为杂文随写随发表，向不留底稿，也不汇存印成之件；剧本与诗歌虽然写过，可都不高明，故放弃之。通俗文艺则在抗日战争中开始学习，而此集须选抗战以前的作品，所以也不去管它。
论时期，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写起与写成，和在何年何月在哪里发表，都已记不清楚；就是哪篇写成在前，哪篇在后，也记得不完全。我的写作的态度是：在下笔的时候，永远很用心，不肯敷衍了事；除万不得已（如在索稿太急，或身体不好等情形下），我不肯将太坏的东西拿出去。可是，作品一经发表，即似“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我不再注意它们，所以很容易忘了它们的生年日月。大致的说，这五篇都是在一九三○年与一九三七年之间写成的。这就是说，写这几篇的时候，我已有了一些写作的经验；我的写作生活是由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在写《黑白李》之前，我已发表过四部长篇小说了。
论技巧，《黑白李》是不很成熟的，因为它产生在我初学乍练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是先发表过几部长篇，而后才试写短篇的。《断魂枪》，《上任》，和《月牙儿》三篇，技巧都相当的有些进步；《月牙儿》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至于《骆驼祥子》，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而只是朴实的叙述。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朴素，简劲有力。
论语言，在这几篇里，除了《月牙儿》有些故意修饰的地方，其余的都力求收敛，不多说，不要花样，尽可能的减少油腔滑调——油腔滑调是我的风格的一大毛病。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可是，长处与短处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时常因为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制，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贫嘴恶舌，油腔滑调。到四十岁左右，读书稍多，青年时期的淘气劲儿也渐减，始知语言之美并不是耍贫嘴。
论内容，这五篇作品中，倒有四篇是讲所谓江湖上的事的：《骆驼祥子》是讲洋车夫的，《月牙儿》是讲暗娼的，《上任》是讲强盗的，《断魂枪》是讲拳师的。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像与组织，产生的某一件新事或某一个新人。举个例说：在我的朋友里，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太极门的，形意门的，查拳门的，扑虎门的，都有。但是，他们没有一位像《断魂枪》中的那几位拳师的，而且也根本没有那么个故事。其中的人与事是我自己由多少位拳师朋友里淘洗出来，加工加料炮制成的。
在这里附带的说：《断魂枪》的材料原本够写一部长篇的，因索稿火急，就放弃了原来计划，而写成了一个短篇。我相信，这个短篇，虽然那么短，或者要比一部长篇更精彩一些。写小说，我以为，不怕馅大皮薄，而怕空洞无物。《月牙儿》那篇，也是长篇改造的。它原名《大明湖》，有十几万字。“一二·八”，日寇放火，烧了东方图书馆，《大明湖》原稿也烧在里面。我之所以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月牙儿》者，正因为我对故事人物因已写过一遍而非常的熟习，可以从容不迫的在文字上多下工夫。
论思想，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兴之所至的“兴”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的狂喜。假若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就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我并没想去投稿，也没投过稿。可是，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个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
这种狂悦可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许令人迷惘，伤感，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样。我想像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而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既不能得心应手，有时候我就在深夜朗读《离骚》。
不过，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的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
一九二四年到伦敦的东方学院去教华文，我开始写小说。有了前边的一点叙述，我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是很容易猜测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拚命的利用白话所给我的便利，横冲直撞，哪管什么控制与选择。另一方面，我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我说“意思”，那就是说我并没能下工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我只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老张的哲学》与《二马》都足以证明我确有这点“意思”。
一九三○年回国，思想在比留英的时候稍稍进步了些。在归途中，因缺少旅费，在人种汇聚的新嘉坡住了半年。在那里，中学生的思想却比我还前进。他们生长在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马上把帝国主义者一脚踢了走。据他们看，我的作品，即使有那么一点“意思”，都是游戏笔墨，未曾搔到痒处。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进自己。
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学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一来二去，我开始试写《黑白李》那样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次选用《黑白李》者，并非因它比别的短篇好，而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
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文字的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的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戴上一顶“红帽子”。
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月牙儿》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虽然如此，我却没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为什么呢？第一是，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检煤核的孩子，检着检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第二是，我只模糊的由书本上知道一点革命的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第三，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读阅西洋古典文学，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语言，思想，结构，写景等各方面，而不专注意或偏思想。这样，我在一方面，能够相当巧妙的，深入浅出的，用人物语言等掩护思想，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在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发生的行动上，便缺乏了积极性，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不过瘾，讥我为“要吃又怕烫嘴”；使看不到这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因此，我自己也必须承认：我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作《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
以上，是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成问题。不过，我的确知道，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这篇序便无从产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我希望，以后我还不偷懒，还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
于北京，一九五○年六月。
（注）《老舍选集》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所编《新文学选集》中的一种。——编者
第5版()
专栏：
一部电影和一出歌剧
——东欧杂记之七
冯至
四月二日，我们在布达佩斯看到了匈牙利彩色电影第一部的成功出品《路达斯·马基》。这是匈牙利旧日农村里的一段故事。青年路达斯·马基在一个地主家里做苦工，因为一点小小的纷争被地主捆在板凳上打了五十鞭子，随后他和他的母亲又被地主从庄院里赶出，弄得无家可归。但是这青年并不屈服，他立下誓愿，要在短时期内打地主三次，打他五十鞭子。他于是用了种种的计谋，果然找到机会，把那肥胖的地主鞭打了三次。地主每经过一次意料不到的鞭打，便显出十分狼狈，后来完全失却他作威作福的自信心，得了“吃惊病”，露出来许多丑态。这故事充分嘲讽了地主的愚蠢无能，颂扬了一个被压迫的青年农夫在复仇心理支配下表现的机警与智慧。
一个多月以后，五月八日，我们在布拉格国家剧院里看到捷克音乐家斯梅塔那（１８２４——１８８４）一出著名的歌剧《出卖的未婚妻》。这也是农村里的故事。有两家地主，甲家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乙家有个儿子是白痴。一个媒人贪图乙家的钱财，给白痴和甲家的女儿说媒。父母答应了，女儿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她说她爱上了她家里的一个长工，她是那长工的未婚妻。大家一想，这很好办，长工没有钱，给他一点钱，他一定肯把他的爱人让出来。媒人找长工去商量，长工想了一想说：“好吧，我把我的未婚妻卖给乙家的长子。”于是按照这句话彼此立下字据，各存一份，他把他的未婚妻卖给乙家的长子了。女孩子听到这消息，哭得死去活来，骂他无情。快到结婚时，白痴被一个马戏团骗走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大家正在焦急，长工出现了，他从怀中掏出来字据，他说：“和我结婚吧。”原来他正是乙家的长子，儿时死去母亲，后来被继母赶走，长大了就在一些地主的家里做苦工。乙家的父母没有办法，只好看着他和甲家的女儿在一片歌舞中结了婚。歌剧到这里就闭幕了。
我们的主人请我们看那部电影，因为它无论在技术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匈牙利彩色电影中一部最成功的出品，色彩与内容非常谐调，处处对照着地主的愚蠢和青年农夫的智慧。在映演时我们的主人恳切地问我：“这样的电影送到中国去演，你觉得怎样？”我说：“中国人一定会很欢迎的。”至于捷克请我们看《出卖的未婚妻》，则是因为斯梅达那是捷克的人民音乐家，在前世纪捷克被奥帝国统治的时期，他就在他作品里尽量吸取了捷克的民间音乐与舞蹈，这出歌剧人们唱的是捷克的歌曲，舞的是捷克的舞蹈。所以在演唱时，每逢一曲歌、一节舞，我旁边坐着的一个捷克军官便给我解释：“这是捷克的民族形式。”
但是除此以外，我却由于电影和歌剧的内容想到欧洲过去农民的生活。在欧洲十五六世纪，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比从先更为残酷，引起农民反抗，到处燃烧着农民起义的火焰，几乎在同时，有些小商人，手工艺者，以及贫苦的学生们，他们常常聚集在市场上，小酒馆里，旅途中，讲述些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半是嘲笑骄傲的贵族和虚伪的僧侣，对统治阶级用讽刺来表示抗议。里边有许多故事，都述说农夫怎样用计谋摆脱贵族的迫害，或是更进一步，反过来给贵族一个有力的打击。它们和《路达斯·马基》与《出卖的未婚妻》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不管这类故事是怎样成功地表达了地主的无能与穷苦的农民的智慧，但是直到一九四五年，东欧国家的农民始终是被地主压得喘不过气来。例如匈牙利，在解放前还是一个封建性的农业国，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大地主盘据着。大地主的数目只占农村居民的千分之二，而他们占领的土地却有全国农田的百分之四十三。有一个公爵，他一家就占有二十万公顷。天主教会占用的土地，达到六十万公顷。可是大多数的贫农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每天的收入不够在布达佩斯乘一次电车的票价。这样形成了人们在口头上常常说的“乞丐三百万”。但匈牙利全国人口的数目还不到一千万。匈牙利解放后，政府第一件的重要工作就是土地改革。有六十五万没有土地的贫穷的农家获得土地，有一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分给他们，于是几百年来封建地主和主教们的统治区域都归农夫自己管理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化较强的国家，没有像匈牙利那样大规模的封建地主，可是经过一九四五年与一九四八年两度土改后，一共也有四十多万贫农家庭分了一百三十多万公顷的土地。这样，农民再也不会遭受地主的鞭打，更不会有人用金钱来买他的未婚妻了。
土改只是解放了农民，铲除了剥削者，至于使农村社会基本上起了变化的是农业合作社与农业机械出借站。这些组织是随着土改后渐渐创办起来的。在创办过程中政府曾做了不少艰难的说服工作，因为农民富有保守性，分得一块土地就不肯放手，他们不愿大家不分彼此地合作耕耘。我们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参观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里的负责人总是不厌详尽地讲给我们听：初创办时只有少数的几家加入，后来社员渐渐增加，加入后，有的愿意彼此消除土地的界限，共同耕种，有的还是各自耕种自己的土地，一切都听由社员的自愿，不加勉强。但政府为了奖励农民加入合作社，在选种，施肥，贷款这些事务上边给合作社许多帮助。并且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实际上也得到许多利益，他们渐渐由怀疑而信任，因此合作社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几个合作社往往围绕着一个农业机械出借站，里边的拖拉机与拖拉机驾驶者也是一年比一年增加。每个出借站都设有文化室，成为农民聚会，娱乐和学习的中心。这样，农村里才不断地产生新型的农民：有的拖拉机驾驶者佩上了劳动模范的奖章，有些青年男女组织了米邱林小组，他们运用他们的智慧去研究增加生产，改良种籽，再也用不着想怎样躲避地主的欺凌，或是向地主战斗。
我们在农业合作社里，机械出借站里，看到那里农民所表现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便深切地感到，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这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农民才能分得土地；只有工人阶级的帮助，农村才能机械化，改变了新的面貌。同时我又想，像《洛达斯·马基》与《出卖的未婚妻》那样的电影与歌剧固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并且使我们了解过去的农民生活，但是如果能看到含有新的内容，反映解放后农民生活的电影或戏曲，岂不更好呢。
一次，在捷克我们从一个农业合作社里出来，我们的主人向我说：“现在用不着和地主作斗争了，但是和农村里的保守思想作斗争也并不容易，多亏农村里进步青年的努力，在这上边发生了不少的作用。”
“现在有没有写这类青年的电影或戏曲呢？”我问。
他沉吟了片刻，才说：
“这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文学界一般的现象。写过去地主压迫农民的，写法西斯的残暴的，写集中营生活的，嘲笑统治阶级的，这类的作品很多；但是写新建设，新生活，新人与新事物的现在才刚刚开始。在文学部门中只产生了一些诗，歌咏新人新事，因为诗可以迅速完成。至于小说，戏曲，甚至电影，都还有所期待。我们希望，从这一代的青年里能产生一批新的作家，他们不再回顾一九四五年以前，只是从一九四五年写起。”
第5版()
专栏：
“象征部队”的检阅
张仃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