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事实上已成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国际典范和领导者，客观上担负着人类的使命和大国责任，因此，国际垄断集团急欲孤立和围堵中国。愚昧的古希腊伪史论和虚妄的民族主义否定理性和普世价值，必然导致孤立主义后果，实质是呼应西方集团的国际战略。
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和冲突的加剧，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舆论愈发呈现撕裂状态。其中一个不大引人关注的情形是，同为所谓的反美阵营的两大派系，一是文化保守和民族主义，一是坚持正统路线普世价值的左派。除了共同参与和自由主义的舆论争斗，它们之间似乎默契地保持和谐，并不顾及其在理念上、思想方法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对立。由于缺乏交流，实际导致思想领导权和统一性的丧失，故而，他们并不构成真正的同盟。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奉行经验主义和实用路线的官方主流构成奇特的关系，一个勤奋地挖意识形态的墙脚，一个像兢兢业业的捍卫者却仿佛辨认不出真正的危险。而那双能洞悉一切的眼睛则默默地注视着争吵中的人们，好像在等待某个时刻。
这里参考俄罗斯政治也许表述更为方便。像俄共这样的俄左翼“改革派”一方面竭力恪守经典左翼理论和运动领袖的神圣地位，一方面在实践中上放弃思想原则，容忍乃至讨好激进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派。当然，它同样学习东方大国，政治策略上认可和采行市场经济路线。这样一来，失去制衡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实际上成为政治先遣军和旗舰。于是，俄执政集团毫无压力地把所谓的爱国主义奉为官方哲学，国际上则反对普世价值，鼓吹多元主义和多极秩序。行为上它更像一个等待者，安然地伴随着历史之钟而摇摆。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俄激进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斯特列尔科夫曾在社交媒体自述，2014年乌克兰政变，他跑到克里米亚发起夺权。刚上任国防部长不久的绍伊古曾试图阻止，命令他立即返回。但随后他又得到似乎来自普京的默许行动的信息。显然，俄当权者做的不多也不少，恰好到埋放雷管的地步——以爱国的名义。反观左翼，它更像是个跟班，并以明显自我分裂的方式帮助竞选对手。归根到底，这是缺乏理论变革导致的困境——除了一些表面文章外，它无法或不打算在激进的正统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恰当的思想工具。然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最基础理念，它继承自古已有之的正义观念，因此也最有调适性。显然，如今这样的处境绝非正常。
中国的情况是相似的。文化保守和民族主义成为最活跃、最具行动力的潮流。郑永年教授最近说，现在国人对美国有四种态度：第一，轻视美国，第二，极端恐惧美国，第三，极端亲美，第四，仇视美国。他认为我们不懂美国，需要努力读懂它。【1】郑教授给出了两个维度，却有意设计成实际上并不对称和恰当的形式。暗示合理的态度乃是中间状态。这构成非常有趣的点——应稍稍恐惧（尊重）美国及稍稍亲美？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教授否认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美化并鼓吹中国像水一样开放和变化，并把它视为我们的文化传统。
除了奇怪地设置不对称选项下误导性的“中庸”，郑专家巧妙地迎合盛行的传统文化话语，做出不恰当的类比。历史上的征服与冲突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但无论怎样以此类比现代政治是极为错误。对于不愿意混淆历史记忆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讲，所谓“像水一样的开放变化”更是可耻的、不可接受的说辞。在自由主义思想意识持续大规模蚕食洗脑的状况下，这样“长期主义”下去，恐怕社会主义就不复存在了。
否定普世价值乃至去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各路精英的主流导向，他们充分利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特殊主义化形成的漏洞和内在问题，借以否定当今国际政治的对抗性质、淡化形势的严峻性。最近，李希光教授提出全面抵制西方话语体系，他声称：“（按照）西方所设定的单向线性的逻辑话语框架中试图去跟对方“讲道理”，自然是处处被动。长此以往，中国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总跳不出西方现代性语言和概念的约束。”【2】 ，中国必须回归自己的传统。他甚至主张全盘颠覆对概念和术语的翻译。
这样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笔者认为，尽管其中不乏正确的因素，但根本的认知和解决之道是粗糙的、肤浅的也是错误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类掌握巨大话语权的涉政学者往往表现出在哲学和哲学史方面的贫乏。当他们谈到传统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现代西方思想和话语视为西方传统（即使不理解启蒙思想的既对传统亦针对古典文化的复杂的颠覆本质，至少应该了解基督教对西方古典思想的灭绝式破坏吧？），于是当今世界的矛盾就自然转化为中西传统的对立。这样的结论表明，他们似乎相信西方古代思想与东方思想天然不同，这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吗？
仿佛为了呼应这类肤浅的认识，另一批同样是舆论大咖干脆来了场“古希腊伪史论”运动。通过打假（实为假打，即假借研究而行政治之实），将西方古典思想说成近代伪造，当然就没有了西方自身文化的古今对立。但这样的所谓研究是对真正学术的亵渎，是对科学和思想发展的亵渎，亦带来更为恶劣的影响。以陈平教授为代表的几个物理学背景的人士也加入其中，笔者不知道中国的物理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在我看来，漠视科学的真诚和严谨是不能容忍的败坏行为。他们大概是效仿俄罗斯数学家福缅科的榜样，但他们的“假打”要比福缅科拙劣得多。福缅科主要是大幅修正历史时间轴，似乎这样一来俄罗斯相对短暂的有记录历史就不那么尴尬了。
但福缅科这种历史的“整体平移论或压缩论”虽然看起来比较高明，但同样有极大困难。例如，文化交流和传承是紧密且连续的，否认某段历史需要几大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宗教和文化体共同行动——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关于古希腊历史，古罗马时期的犹太将军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就留下专论。这位混迹于罗马上层和贵妇圈的犹太叛将写了《驳希腊人》，【3】实际上很像今天打假西方历史的俄、中人们的心态。尽管他的目的是为犹太文化辩护，并贬低古希腊历史记录，但我们能够从这种对手的争论发现历史有力的佐证。
那个时期，古希腊文化极为强势，但约瑟夫斯对此进行辩驳，他强调犹太人（教会）历史记录的“官方性质”，祭祀长等权威人士谨慎而准确地负责记录，嘲笑那时的希腊个人写作历史，难免主观性，云云。（p72-84,【3】）。他也引证说明，演绎证明的开创者毕达哥拉斯主张生活上学习和效仿犹太人的律法。（p98，【3】）上述只是约瑟夫斯所提及的其中的几个例子。至于像犹太宗教哲学家斐洛，他学习和引进柏拉图哲学用以巩固宗教思想，试图使宗教与哲学理性相结合。可以想象，柏拉图不可能同意斐洛实际上的将他的哲学阉割和绑定宗教的工作。但在这里，这位出生于犹太显贵家庭的、曾带领犹太代表团面见罗马皇帝的重要人物，他也是古希腊历史的可靠证明。
笔者用几个例子想说明，相比打假派热衷的所谓的考古研究（他们以此将大量读者拉进不熟悉的知识领域随意编造、解释实现舆论造势，而专业人士则要么视为民间的无聊事务要么有意纵容），文化和文化产品的联系呈复杂的树形结构，它们的相互印证关系是几何级数增长，伪造工程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造假动机也殊为可笑，难以想象（品性正常或智商正常的人类不会有此想法，正常人类也不应去设想这个想法）。因此，一个国家文化界出现这类奇谈怪论并形成颇为壮观的文化现象，本身就是令整个行业和国家蒙羞的事情，毕竟它罕见地同时涉及智力和道德的窘迫。
此外，这个问题涉及对于早期的数学、科学与哲学文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对此，伪史论者同样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且无畏。古希腊的那些证明与发现是现代科技的基石，是人类理性的源泉和印证，其伟大与荣耀值得用生命去交换。真正学习并理解它们的人，比如一个优秀的中学生，都不会把自己的成果文化和文化产品的联系，托给古人。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原因，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成果，这些发现和创造者也会设法将他们与自己的名字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哪怕死后公开。高斯研究的非欧几何是这样的例子。古希腊思想是一个整体，从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他们的工作太“形而上”了，没有柏拉图哲学的提炼、推升，这个进程是很难想象的。这类人类理性萌生的基础工作，需要特定文化环境和时间凝练，不可能一蹴而就。何新所谓的雇一帮人伪造或抄袭东方论纯属无稽之谈。
因此，打假其实是假打，其真实意图是搞政治愚民运动。借助提高民族自信之政治正确，推动民族主义非理性化。这是那种人们熟悉的高贵的谎言吗？我们可以看看俄罗斯，在包括西方伪史理论大师福缅科等一大批精英的努力下，民族主义已成为俄罗斯的绝对主导思想。俄乌两国民族主义制造了这场战争，民族主义则进一步成为战争的受益者。然而，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这场战争是“协议性战争”，它完全按照美国统治集团的议程而展开。结果是曾是兄弟的人民自相残杀和无可弥补的伤痛。不难发现，俄罗斯有太多应对手段，但它恰恰选择了最差的！事实上，无论从对抗自由主义考量——其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形式依然必须是普遍主义，还是地缘政治的权宜之计角度，它都应从本质上自我孤立的民族主义退出，顺应人民的长期和根本意愿，大幅向左转。如此一来，不需要任何协议，中俄将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军事同盟。这是美国推动单一秩序的全球战略不能接受的。这一推理表明，我们有理由将俄民族主义视为西方的同谋，至少，它的短视、非理性、自私愚昧客观上给俄罗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带来巨大的危害。
古希腊伪史论假打运动还有一个有趣且引人深思的疑问。了解科学史和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古典文化有所谓的理性与信仰之争。但西方伪史论者不去打那个过去和现在越来越困扰世界的真的假，人造的神，却将矛头指向呼唤真理和正义的古希腊理性。通过打假古希腊历史和人文，彻底削弱其伟大思想的可信度。最近，古希腊伪史论总策划师何新终于公开了最终目标——柏拉图，这大概算是揭开了十数年来精心布局的谜底。近代西方在数学和科学上的成就是不可能否认的事实，但是按照古希腊伪史论的逻辑，否定它的古代源头，这等于神化近代科学的发展、神化西方人。这与伪史论的宣扬的提高民族自信心毫无帮助。据此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古希腊伪史论的真正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埋葬古典政治哲学，如同两千年来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所做过的，只不过这次是更为拙劣的东方版本。
古希腊伪史论造势运动的现实后果是，进一步将原本合理的文化保守思想和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化、非理性化。否定科学理性发生历史以及古典思想本身，即推翻了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于是，失去普遍主义引领，民族主义自动地放大其内在缺陷，滑向孤立主义。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有效团结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各民族国家都将变成国际垄断集团的待宰羔羊。古希腊伪史论不仅对内搞愚民教育，也直接在国际上产生恶劣影响，它向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愚昧、无知、狭隘、虚妄的中国，这与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与期望的形象截然相反。中国事实上已成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国际典范和领导者，客观上担负着人类的使命和责任，故此，国际垄断集团急欲孤立和围堵中国。愚昧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呼应西方集团的国际战略。有关权威部门责无旁贷，必须履行其政治义务和公共职责，及时遏制、清除愚民宣传运动。
我们一直谈论苏联的教训，但这样的比附已是过去时。在当今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更多观察研究俄罗斯的政治状况。如上所述，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思潮看上去很勇敢忠诚，反西方反自由主义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它们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生态，让俄罗斯离社会主义更远，离西方更近。反观中国，情况同样不乐观。鼓吹虚无主义、借民族主义公开抵制普世价值，暗中消解左翼意识形态的声音甚嚣尘上，舆论环境可以说乌烟瘴气。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不足，无法摆脱传统教条。名义上是主导，但心无定数，行无所依。这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各种逆流。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数十年来最为重要的进展。逻辑上说，任何特殊文化下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存在并依赖于一种普遍主义底色。因此，此举应被视为开创一种普遍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起点。但人们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一些观点完全作了错误的理解。李希光教授的观点就颇有代表性，他借反对西方话语权，直截了当地声称：“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成“人类共享未来共同体”（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个概念的翻译增加了“共享”两个字，让人感觉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用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难以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不能翻英译成“a mankind community of different value systems”？”（同【2】）
显然，李教授喊出了今日中国最强的噪音，他们拒绝承认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也不相信会有基于这样价值观的人类共同体。因此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同体”。他们既不相信或不喜欢传统社会主义的未来，也不相信或不喜欢新型社会主义会胜利。那么，那个“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这又是一套“没有敌人论”的说辞——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它们不是你死我活。多元论精英学士的逻辑是奇怪的：为什么不能将基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共同体作为一个价值系统，而那些拒绝它的作为另一个或多个系统？结果就是，鉴于新型社会主义已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可以称之为具有特定普世价值观的开放系统，那么前者即构成开放社会主义联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很多精英似乎害怕这样的联盟，他们变换各种说词，坚持各自的民族国家（以此面对强大的自由主义联盟？）。如果说，这不是麻痹人民，起码也是画地为牢（坐等被敌人扼死？）很明显，这样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这也提示我们，必须将建构新时代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提上议事日程。
【1】郑永年：如何避免中美南海问题演变成美苏冷战的对抗多边主义
https://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24_03_30_730094.shtml
【2】李希光：从寻找对等的西语概念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https://www.guancha.cn/LiXiGuang/2024_05_05_733709.shtml
【3】约瑟夫斯：《驳希腊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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